李鴻章(9)_高陽_學達書庫

九

　　此時的李元度，已經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從祁門大營不辭而別，倒不是畏罪潛逃；只覺得自己決不是無人欣賞的「道旁苦李」，預備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馬，帶出來報仇雪恥。

　　李元度禦下極寬，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個情就可以寬免。所以營官部卒，愛戴有之，卻不大怕他，也不大聽他的號令。畏嚴樂寬，人之常情；家鄉子弟聽說李元度來招兵，十分踴躍，很快地又成一軍，名為「安越軍」。

　　「越」者浙東，所以「安越軍」顧名思義，可知是一支援浙東的軍隊——李元度與浙江再度發生關係，是一個名叫鄧輔綸的人，居間拉攏。

　　鄧輔綸的父親做過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於與李元度是小同鄉，所以替他「管帶」過平江子弟兵。廣信府的攻防戰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鄧輔綸卻由同知報捐了一個道員，分發浙江；到杭州是在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喪師失地之辱；鄧輔綸跟他取得了聯繫，為他進言於王有齡，說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齡所最感困難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鄧輔綸的建議，深中下懷，應允李元度如能辦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調，無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機的責任。於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門大營的不辭而別。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職拿問時，他已帶兵出平江。其時李秀成由皖南、江西，竄入湖北；沿途收羅人馬，復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軍的後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後，旌旗相望，而實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卻誑報克復了江西義寧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據以出奏；這一下革職拿問之事，便無形中擱置了下來。

　　祁門大營，自寧國、徽州接連失陷後，情勢危殆，幸虧鮑超、張運蘭兩軍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轉為帶兵官，如新硎初發，其勢極銳，駐軍江西景德鎮，與皖南為犄角之勢。左宗棠當時驕氣還不太盛，與曾國藩相處，還能和衷共濟。此外則彭玉麟駐湖口，當水路要隘，對於局勢的穩定，亦頗有幫助，所以在咸豐十一年初，大致已站定腳步。其時的情勢，可由曾國藩致其長子紀澤的一封家書中，看出大概：

　　正月十四日發第二號家信，諒已收到。日內祁門尚屬平安。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即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踞下隅板，與之相持，尚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濘，寒霜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縣，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經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餘屬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尚早，必有危險迭見，餘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

　　鮑春霆就是鮑超。他的部隊即名為「霆」軍。其人是中國行伍出身的軍人中，最可愛的一個；曾國藩平生馭將，亦以得鮑超為賞心快意的一大樂事。彼此相知甚深，有許多佳話流傳。

　　皖南及江西的局勢倒是穩定好轉了，浙江的局面卻是從咸豐十年二月杭州初次失守，到此時將滿一年，始終未見起色；論各省軍務，浙江是最弱的一環。提督饒廷選固少將略，談浙江本省的兵力，主力不過衢州鎮總兵李定太的一萬二千人，保土禦匪，都靠楊昌濬的所謂「借將」，最顯著的是張玉良，借自江南大營；此外還有林文察，是清朝台灣的唯一將才。

　　借將以外，復有借勢。借勢者靠恃他省為屏障；因此皖南的軍餉，一直由浙江籌撥，年耗三十餘萬，而周天受門戶之見極深，浙江並未能獲得保護的實益。當洪楊初起時，各省都在練兵，惟有黃宗漢採取禦敵於境外的策略並不錯，且頗受文宗的獎許；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說的，「得力之將數人以折衝禦侮於其間。」實亦非始料所及。

　　至於彼此相仇，則說來最令人痛心，所謂「乖氣致戾」，只談一件事，就可想見：有個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內巡撫衙門前面的「梅花碑」擺測字攤，已經十幾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說已接受太平天國的偽號，就是王道平三個字翻過來，偽封為「平道王」。

　　這樣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營務處，要求立即處決。官府當然要依律審問，搜查他的寓所，毫無佐證；而暴民鼓譟轅門，群聚不散，結果將王道平拉了出來，「臠割其肉立盡」，這股乖戾之氣，實在可驚亦復可憂。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時愈甚，遠道風聞，只道浙江的局勢，是名副其實的「兵凶戰危」，避之為吉。

　　當然，認為浙江的局面不祥，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帥不肯援浙的三個原因之一，此外兩個原因是：第一，自顧且不暇，如果捨己耘人，何異縱井相救；第二，何桂清失陷蘇常，影響大局不細，士論對何桂清十分不利，而王有齡是何的謀主，連帶予人以很不佳的印象，當然亦無法激起他人奮身援手的俠義心腸。

　　因此，儘管王有齡賞加頭品頂戴聖眷甚隆，但他支撐浙江的局面，其中艱難困窘，怨謗叢集，幾次欲哭無淚之苦，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最感棘手的，還是兵餉兩事。餉則竭澤而漁，先以協濟他省的，至此自給不足，先是積欠三四個月始能發給一個月，換句話只能照原額發放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了咸豐十一年春天，積欠三四個月竟只能發放半個月了。

　　因此，不但軍紀愈壞，擾民更甚，兵民相仇的程度更深，而且借來的客軍，紛紛求去——當然，討還援兵的省分，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福建由於咸豐十年冬，武平、連城、長汀失守；第二年春天便不能不要求撤回閩勇。

　　閩勇由總兵曾玉明、副將惠壽所統帶，而實際上的主將是林文察。他是台灣彰化人，字子明；咸豐八年助剿淡水土匪，捐餉助軍，做了武官；官銜是遊擊，留福建補用。咸豐十年，建寧、邵武及寧洋、永安間，有兩大股土匪騷擾，為林文察所破，因功擢升參將，賜號「巴圖魯」；巴圖魯必賞穿黃馬褂，但稱號不同，林文察此時的稱號叫做「固勇巴圖魯」。

　　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豐十年十二月初。當時太平軍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著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軍受命收復江山；在失守後的第五天，與太平軍大戰於大溪灘，旗開得勝，連夜追擊，李世賢屯江山一帶的部隊有兩萬多人，傾巢而出，分三路抄襲。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別迎戰，又大勝一仗，斬獲千餘；李世賢退回江山城內，自此日有接戰，互有勝負，形成膠著的形勢。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發動一次突襲，親自帶兵「踏營」；林文察的部隊，得力於火器精良，一時火光燭天，城內大震。他在踏毀十幾座敵營以後，乘勝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雲梯、攀城牆；一面設下埋伏。李世賢所部倉卒遇變驚惶失措，由西、北兩面遁走，為林文察預先埋伏的砲兵所轟擊，傷亡甚眾。江山縣城亦就在這一夜為林文察所收復。因此，擢升副將，晉號為「烏訥思齊巴圖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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