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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誰知道這個「京一〇六號」電，傳到外界，竟多了一個字。字雖一個，關係極重。多的是一個日本的「日」字。「借款自辦」變成「借日款自辦」。吳佩孚的通電，便是在這句話上，大作文章。緊接著「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後說：「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覆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覆，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籲，與代表之所爭持者，鹹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澤，偕作後援！」 　　通電發於一月五口，所以稱為「歌電」。梁士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電辯稱，並未直接與小幡談外交，亦未說借款限於日本。這是「虞電」。七虞、八庚，吳佩孚緊接著而來的「庚電」，攻擊得更激烈，說「梁氏作賊心虛」，喊出「鋤奸救國」的口號，等於公然要反叛了。 　　於是國務院用多種方式，聲明並未許日使以借款，但事實雖明，流言不息。吳佩孚三發「青電」，四發「真電」，五發「刪電」，詞愈窮而氣益厲，到了一月十九，聯絡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六省督軍、省長，電請大總統將梁士詒免職；同時調動湖北、洛陽、鄭州的轄軍，悄悄北上，預備以武力倒閣。 　　徐世昌見此光景，覺得惹不起直系，便將吳佩孚領銜，請免梁士詒職的電報，親筆批了「交院」二字。這意思很明顯了：「你自己瞧著辦吧！我可沒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詒這一氣非同小可，帶著原電去見徐世昌，要問個明白。 　　他說：「士詒不敏，累大總統操心。不過，今天的局面，個人進退，無關緊要，如果大總統守住原則，只講是非，不論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國脈尚不至於斲喪而盡，那時候我就掛冠，也很值得。士詒所以徘徊者，就是為此。」 　　徐世昌以為梁士詒不過戀棧，不道他是打著犧牲個人、換取整飭紀綱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吳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頭，梁士詒可換，作為讓步，但國體必須維護。那一來，大總統的威信既能維持，內外局勢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麼波譎雲詭的風浪都經過，獨獨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並，默然無語。 　　見此光景，梁士詒自不需再多說什麼，起身長揖：「士詒這就辭行了。」說完退出，一直回家，從此不到國務院了。 　　當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總得派人來慰問挽留一番。梁士詒辭意甚堅，但一辭則內閣立即改組，財、交兩部措手不及，好些事無法料理清楚，移交會出大問題。同時，梁士詒組閣是張作霖所支持，而且閣員中陸軍鮑貴卿、農商齊耀珊為奉公所推薦。如今求退，自然亦須先聽張作霖的意見。因此，梁士詒改為請假，徐世昌特任外交總長顏惠慶暫兼代國務總理。內閣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這時全國的視線都集中在關外。張作霖卻相當持重，在梁士詒請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後，才發了個通電，話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將內閣總理梁士詒關於膠濟路案有無賣國行為，其內容究竟如何，宣示國人，以安眾心。」並進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竊願為國驅除，盡法懲治。」最後讚揚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兩句話：「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要這祥才「不致會以為國除奸為名者，反為巧宦生機會」。這巧宦便是暗指張志潭，亦是隱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詒，亦不能由張志潭為直系設計，推出人來組閣。倘或如此，「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亦必隨賢哲之後，而為吾民請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顯然的了。 　　電報是打給徐世昌的。徐世昌並無公開的答覆，只在張景惠回瀋陽時，賦予調停的使命。曹錕及他左右的所謂「保派」，亦多不願跟張作霖決裂，因而派王承斌出關去疏通，甚至吳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釋誤會。一時干戈終將化為玉帛的展望，頗可樂觀，甚至內閣改組，亦已確定，所須磋商的，只是去梁留葉，還是梁士詒、葉恭綽並去？ 　　話雖如此，局勢卻似黃梅天密雲不雨，沉悶不堪。原因是奉直雙方，內部都有矛盾。張作霖在關外自然有絕對的影響力，無奈左右內外，能影響他的人太多。在內，「老哥兒」們主張持重，後一輩的都想「幹一下子」。而後一輩又分成楊宇霆的士官派，與郭松齡的講武堂派，前者為「老帥」智囊，後者為「青宮師保」，明爭暗鬥，各不相下。在外，張作霖極討厭吳佩孚，而「我哥」曹錕是兒女親家。此外，徐世昌的話不能不聽，梁士詒的交情不能不顧，而與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約亦不能不重視。為此，和戰進退之間，始終拿不定主意，因此，內閣問題無法解決。 　　直系則「洛」、「保」兩派的距離越來越大。保派並無吳佩孚的雄心壯志，打起仗來既須支出軍餉，又影響地方稅收，同時打勝了助長吳佩孚的氣焰，打敗了一起跟著倒楣，是件很划不來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張決裂。 　　這雙方的情勢已經很複雜了，卻不道徐世昌還有一套打算。他跟張作霖一樣，對吳佩孚討厭極了。但同時亦深感曹錕是一大威脅，意識上猶如光緒之于榮祿、袁世凱兩「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拼，能兩敗俱傷最好。由他以「北洋領袖」的身分，重新安排勢力範圍，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奉必勝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為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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