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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東郭咸陽與孔僅，是由當時頗帶些俠氣，最喜引進人才的大臣鄭當時，保薦到朝廷去的。在張湯掌權的時期，這兩個人的官位是「大農丞」，用現代的官制來比照，等於財政部次長，孔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務次長了。

　　其時的「財政部長」——大農令，就是顏異。他即與張湯的政見不同，則張湯關於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像得到，是越過了顏異，與此兩丞取得了直接的聯繫。我們還可以想像得到，張湯的改革計畫，大部分出於這兩個人的建議。只是純經濟觀點的草案，到了張湯那裡，用法的觀點作了修正，結果變成外行領導內行，以致流弊百出。

　　除了東郭咸陽和孔僅以外，另一個在張湯時期對當時的財政改革發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於心計」的商人子弟而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時的地位，就好比白宮的經濟顧問一樣，武帝在財經問題上要作決定以前，一定會先徵詢他的意見。事實上，在東郭咸陽和孔僅擬訂草案時，他就參與了工作的。正史上記載，他們三個人常在一起討論財經問題，分析利害，細入毫芒，此是明證。大致關於元狩、元鼎之間的財經改革，其作業程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則性的指示，張湯據以制訂政策，交由「三人小組」擬成具體計畫。再由張湯作初步審核後，奏可施行。而在某種情況上面，桑弘羊與張湯處於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樣能直接影響武帝的意向。

　　在這個作業程式之下，元狩、元鼎年間所從事的財經改革，大要有三：幣制的整理、鹽鐵國有化、均輸制度。「告絹」令則是楊可所設計，杜周所主辦，而為張湯所全力支持。這是由商人過份重視個人利害所激起的，矯枉忒過其正的惡政，正是宣帝所謂「雜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項改革，由於張湯在財經方面是外行，而且臨之以威，恃之以法，拿政治的力量來否定經濟學上的諸般因素。所以弊隨利生，效驗不如預期。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張湯自殺，孔僅為大農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進入了財經改革的正途。

　　先說幣制。自皮幣即廢，白金幣又「民弗寶用」，依然只有回過頭來，從銅錢上想辦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計畫是，發行一種新通貨與舊通貨並行，而賦新通貨以獨特的地位，藉以擺脫舊通貨的牽累。

　　這種新通貨，份量與五銖錢相近，但制法不同，名為「赤仄」或謂之「赤側」。仄與側義通，都作邊側解釋。赤者赤銅。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島良安所撰的「和漢三才圖會」說：「按：赤銅者黑色帶少紫也，而赤字無據。」由此可知，赤仄之赤，是指紫銅，以紫銅為廓，此「廓」字又指邊側而言，因而所謂「赤仄錢」就是黃銅所鑄的錢加一道紫銅的邊，而且應該像幾十年前的銅圓一樣，邊緣微微高起。這樣做是為了防奸絕弊。

　　因為那時的「奸民」，在「銅錢眼裡翻跟鬥」的花樣很多，其中有一種，真可以說是「刮皮」，是把銅錢磨薄，拿磨下來的銅屑，作為私鑄的原料。赤仄錢用硬度較強的紫銅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銅屑的人，較難下手，紫銅的熔點很高，而又作成外廓，這需要高級的冶煉技術及設備，非一般私鑄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絕偽錢的作用。

　　赤仄錢的幣值是「以一當五」，雖為「大鈔」，但與白金幣的龜幣以一當三百來比，顯然合理得多。同時又規定，繳納公家的各種賦稅或捐官等項，非赤民錢不收。這在發行之初，赤民錢少，為了繳納公庫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但物以稀為貴，始終是任何交易行為中，顛撲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錢一多，而就其本身的價值言，一枚赤仄錢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銖錢時，自然就會貶值。不過，在公家是一樣的，所以應該繳五銖錢的，大可以賤價購買赤仄錢來繳，就好比以前用公債來繳公家的各種規費一樣。史書上的所謂「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即指這些情況而言。這樣，便又不得不廢止了。

　　廢止赤仄錢是在元鼎四年，那時孔僅升任大農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國鑄錢」，天下非「三官錢」不得用。而各郡國所鑄的錢，一概回爐銷毀，「將銅輸於三官」。

　　「三官」是「少府」屬下的三個業務單位。「少府」也者，與「大農」相對而言。大農管理整個國家的財政，少府則掌天子個人的收支，以及宮廷御苑的一切雜務，性質與清朝的內務府無異，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間，少府的業務，大為增加，編制隨之擴大。它屬下有八個業務單位，主持官長稱為「令」，其中「均輸」、「鍾官」、「辨銅」三令，負責鑄造的官錢，就叫「三官錢」。

　　在文帝時，賈誼就曾提出過中央保有貨幣製造權的建議，至此始告正式實現。目前在許多錢幣收藏家手中的「五銖」錢，十中有九是「三官錢」。它的成分准足，製造精美。一般的私鑄者，根本造不出那麼好的錢，因而私鑄之風，自然而然歸於消滅。這不能不說是桑弘羊對國家的一大貢獻。

　　第二項改革是鹽鐵的國有化，出於東郭咸陽和孔僅的建議，他們是鹽鐵世家，甘願犧牲家族的事業，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這個建議的動機是出於武帝的「不私」，因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屬於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資源，都應歸於少府管理，成為天子的私產。武帝放棄了這些資源的所有權，交由大農令處理，收入歸於國庫，於是東郭咸陽和孔僅，以專家的資格，提出了鹽鐵國有化的建議，於元狩四年試辦。及至桑弘羊執政，大置「鹽鐵官」於天下，積極推動其事，其效果比張湯時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鹽鐵國有化的政策，在付諸實施時，技術問題，大有難易之別。鹽的問題比較簡單，因為鹽的本身在產地沒有什麼價值，完全是一個發售權的問題，所以說不準私煮實不如說不準私賣，更來得切合實際。

　　那末，要怎樣才能不准私賣呢？孔僅以鹽業專家的資格，提出一個簡單有效的控制產量的原則：凡有出產，皆歸公家收買。是則沒有私鹽，就沒有私鹽販子。他的控制產量的辦法是：鹽，必須由公家制定的煮鹽器具中產生，否則就是私鹽。煮鹽的器具也很簡單，最主要的是一個盆，稱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沒有可以令人滿意的解釋。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邊緣特高，品質特佳，特便於用鹽鹵煮鹽而已。

　　這個牢盆當然要由鹽民繳價請領。成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產的鹽，即為官鹽，由公家統一收購。因此，鹽民等於是受雇於公家的鹽工，由分佈于甘七個郡的卅七個鹽官分別管理。

　　至於鐵冶，則在國有化的同時，便已成為國營事業。當時鐵的分佈區域凡卅八郡，依其產量多寡，每郡設鐵官一至二人，總計卅八郡的鐵官共四十八個。自開採、鍛冶、加工到發售，都由鐵官一手主辦。發售鐵器所得的盈餘，全部解交國庫。

　　於是各地的鐵礦，無不大規模開採。公家的資金雄厚，冶鐵的設備和技術，一般而言，亦較私人為優良，照理說，應該生產增加，成本減低，頗有可為才是。而事實上不然，所有公營企業習見的毛病，在當時已應有盡有，歸納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濫的開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說，品質還不好，拿鐮刀來說，鈍得連草都割不斷，農夫花費的氣力大而收穫少，所以無不怨聲載道。尤其令人傷腦筋的是，鐵器公賣，官吏不把它當生意來做，主顧上門，愛理不理。要買就買，不買拉倒，不准挑，不准還價。

　　可是能買得到還算是好的。賣鐵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沒有事，只是懶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門一關，叫人撲個空。那末，多買些擺著行不行呢？不行！因為品質不佳，擺久了會生銹。

　　總之價錢貴，東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時候往往買不到，而用不著時，卻又往往強行攤派，以致老百姓痛苦萬分。

　　因此，當時有許多人反對鹽鐵國營，如蔔式即為其中之一。憑心而論，這個政策是正確的，但執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於使人懷疑到政策的正確性。良法美意而託付非人，則未見其利，反受其害。東漢「和帝紀」有段話說：「中興以來，匈奴來賓，永平末年，複修征伐。先帝即位，務體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采觀舊典，複收鹽鐵，欲以阻備不虞，甯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達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實奉行命令，寧願毀棄一個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見其內心的憤慨。

　　在鹽鐵問題以外，另一項為舉國所關切，而引起傳統觀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責難的大政，即是「均輸」與「平准」。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國經濟史上占一崇高位置的由來；當時幣制之弊，以及鹽鐵為私人所把持，對於國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談過，獨有「均輸」與「平准」的觀念與辦法，為桑弘羊獨特的創作，在經濟制度上為一空前的貢獻，影響力至深且遠，至今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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