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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於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運。其時因為連年對外作戰，國家處於一種總動員的狀態之中，不得不採取嚴刑峻法，因而酷吏輩出。其中一個河南人叫杜周，此時正當禦史中丞，「告緡」就由他主辦。他派出一個部下叫楊可，巡迴天下，就地受理。由於獎金豐厚，告密者不計其數。楊可報到京師，杜周處理的原則是：寧可失人，決不失出。因而家產中人以上的商賈，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財產以億計，沒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萬數。商賈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產，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這當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論，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總想富商大賈能夠顧念國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動捐輸，這從他表揚蔔式一事，可以見其本心。同時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進用為官吏的，亦複不少。至於那些歧視商賈的法令，有傳統的因素在內，不能怪他。總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許多途徑及機會，可以免除這一次厄運，而都錯過了，終於激出這樣劫掠式的稅法，這又何嘗不是國家與社會的不幸？

　　因為國庫有了這一筆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財政情況，大見好轉，武帝亦得繼續推行他的國策。元鼎五、六年間的定南粵、代東粵、定西南夷、分置張掖、敦煌郡，其來有自。這時候他已下詔「不復告緡」。而與「告緡」同時發動的財經改革，亦已見效，光是山東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萬石，一年之中，太倉和甘泉倉的糧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漢的國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間的財經改革，首先要從幣制談起。文帝時代的「法幣」是四銖錢，景帝一仍其舊。但吳國亂平，又抄了鄧通的家，兩大「私人造幣廠」消滅以後，下令嚴禁私鑄，而私鑄之風不滅。武帝即位，廢四銑錢，行三銖錢，更助長了私鑄之風，因為錢輕了，私鑄更方便。

　　私鑄以外，還有郡國所自鑄的錢。在文、景時代，以安靜為本，郡縣政務清閒，預算亦小，大致田賦的少量附加以及雜稅收入，便可支應歲出。武帝時徵發頻繁，大事興作、兼之水旱災荒，處處需款，地方預算逐年膨脹，而田賦、丁稅為國家正用，不敢截留，於是只好在錢上打主意。哪裡有銅山，便在哪裡開採，就地鼓鑄。中國的礦產中，銅的資源開發得最徹底。試看晚出的兩部地理書，「讀史方輿紀要」和「嘉慶重修一統志」，內中「銅山」一詞，不計其數，而明清兩朝鑄錢所用的銅，皆仰給于雲南。此外比較有名的銅礦，不過四川彭縣、貴州大定等少數地區。凡黃河、長江兩流域所經各地，都只有「銅山」之名，而無銅礦之實，就是這個道理。

　　武帝初年，吳、鄧兩大「造幣廠」雖不存在，郡國中卻有無數小造幣廠興起。在理論上銅山屬於「少府」，為皇帝私人的財產，但資源不加開發，等於貨棄於地，則郡縣為了籌措政費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過這一來，勢必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而其結果則「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當時政府的對策，只是不斷更換「法錢」的制式，三銖錢行了不久，又換為四銖，但不稱四銖稱「半兩」。半兩錢通行了十幾年，改用五銖錢。這樣改來改去，銅的本質仍在，回爐重鑄，依然有那麼多錢，四銖錢改為五銖錢，即等於五個錢變成四個銖，通貨收縮的幅度為五分之一，實在無濟於事。武帝簡直是掉在銅錢的迷魂陣裡，一籌莫展。

　　那時武帝最信任的一個大臣，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中國法制史上的名人張湯。張湯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時就會「治獄」。被告是一頭老鼠——老鼠偷肉，張湯的父親當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頓，心中不服氣，掘開壁洞，「人贓俱獲」，他照對付盜犯的辦法，先把老鼠吊起來打，然後起訴、判決，執行死刑，再連同「賊贓」，一起呈報。所謂「劾一也，愛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不獨司法程式上有條不紊，而且所作的判決書，「文辭如老獄吏」，張湯的父親「大驚」，便訓練他成為一個法官。他最早在長安附近當地方官，以後得丞相田汾的提拔，當到侍御史。陳皇后與楚服的那件「巫蠱」案，就是他的承辦，因為辦得徹底，頗得武帝的賞識，遷太中大夫，與張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調為「廷尉」，掌管全國司法。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獄，都在他任內，追根到底，毫不放鬆。到了元狩二年拜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長升為行政院副院長，所管的事便多了。「告緡」令就是他的傑作，改革幣制也是他的建議。

　　那時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國庫中又有許多銀和錫，張湯的改革幣制，便在這幾樣東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幣」的皮與幣，當作」皮制的幣」來解釋，說：「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因而倡議發行「皮幣」，用上林的白鹿皮來製造，一尺見方，邊緣用絲繡裝飾。這所謂「皮幣」，實際上是一個很漂亮的皮口袋。

　　這個稱為「皮幣」的皮袋，價值四十萬錢，用來盛放青玉——「蒼壁」。規定在郡國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長安來朝覲天子，或者奉召參與什麼慶貿祭的集會，一定先要呈獻一方用皮幣盛放的青玉，然後才可以動身。這就是說：「皮幣薦壁」成了王侯宗室專用的入境證，而取得此入境證的規費為四十萬錢，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製造白色金屬的硬幣。張湯知道武帝淵博好古，所以製造這種硬幣，也找了理論上的根據，說「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這三種不同顏色的金屬，就是金、銀、銅。所以用「銀錫白金」所造的幣，價值應該高於銅錢。白金幣三品，這也有個說法，用「易經」及「禮記」的話，纂成三句。「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製成圓形的龍幣，重八兩，值三千錢。方形的馬幣，重量稍減，值五百錢。橢圓形的龜幣，重量再減，值三百錢。

　　張湯是以法家的觀點來處理財政問題，用強有力的行政力量，來代替經濟學上的原理。除了皮幣為對諸侯的一種變相的徵稅，對於通貨回籠，稍有幫助以外，至於高面額白金幣的發行，對原來已經存在的惡性通貨膨脹，更是火上加油。幣信不立，「民弗寶用」，不管用什麼行政上的壓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萬般無奈，祗好廢止。不久，張湯得罪自殺。史紀「平准書」及漢書「食貨志」都說：「張湯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謙作「漢書．補注」說這是司馬遷和班固的「曲筆」。張湯欺上罔下，怨聲載道，老百姓恨之入骨，豈僅「不思」而已？只以張湯的子孫，在兩漢頗居高位，門第貴盛，下筆不能不稍微客氣些。這一看法，十分正確。

　　張湯當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權傾一時，一早上朝，與武帝討論財政問題，常到天黑，天子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嚴青翟，只是擺擺樣子。主管財政的大農令顏異，則以對皮幣問題，略表不滿，竟致因張湯的陷害而被誅——用皮幣之初，顏異向武帝陳奏、說一方蒼壁才數千錢，而「薦壁」的皮幣值四十萬，此是「本末不相稱」。話是不錯，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興。張湯原與顏異不和，此時見天子對他印象不好，於是叫人密告他反對改革幣制的詔令；武帝命張湯查辦。所謂反對的事實是如此：有人跟顏異說，新頒幣制的詔令，頗有窒礙難行之處。顏異不作聲，但嘴唇動了一下，似乎有話不便說。張湯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說他身為大農令，如詔令有窒礙，應該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裡反對，當論死！顏異就死在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張湯的為人，於此可見一斑。

　　但是，張湯至少做對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專家來從事財經的改革。這些專家都是商人，一個姓東郭名咸陽，是山東的大鹽商；一個叫孔僅，河南人，是卓王孫的同行，以冶鐵起家；另外一個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陽富商的兒子，十三歲就在武帝身邊當侍中，這個郎官，是花錢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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