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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景帝有個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現代來說很難聽，單名一個「嫖」字，文帝即位，封為「館陶長公主」，頗有權勢，館陶長公主一則因為鄧通為文帝所寵倖，再則看他為人老實，所以很可憐他的遭遇，不斷有金錢賞賜，但一樣到不了鄧通手裡。 　　這一下真的要餓死了！館陶長公主無可奈何，只好供給他衣食，還不敢說賞賜，是借給他的，因為唯有所有權不屬於鄧通，才可以免予沒收。 　　問題在這裡，館陶長公主在京城，鄧通在榮經，相去數千里之遙，衣食難免有接濟不上的時候。弄到頭來，鄧通果然活活餓死。 　　西康榮經縣，現在有兩個遺跡，一個名為「鄧通城」，是他免職家居還保有銅山時的住處；另一個就是「餓死坑」，鄧通死後，頭上連根銅簪子都沒有。 　　鄧通得罪餓死，他的合夥者卓王孫未受影響。這因為景帝的目標只在鄧通，不願株連。同時卓王孫原有臨邛、榮經兩處合法的銅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須違法到國境以外去盜鑄。凡是大企業家，事業只要上了軌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個因素可以使他垮下來，那就是作非法的勾當而受罰。否則即使遭遇了極嚴重的意外，如戰亂等等，依舊有複起的可能。卓王孫因守法而免禍，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 　　不過，鄧通獲罪，他受賜的銅山必由國家收回，卓王孫與他的合夥關係，當然亦告終結。就這樣，卓家的財富，依然無人可及，同時冶鐵的事業仍舊存在，僅僅守成，亦可數世不愁衣食。 　　卓王孫那時應該是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叫文君，生成絕色，皮膚尤其好，柔滑如脂。她從小嬌生慣養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誕風流，豔名四播，不幸紅顏薄命，她十七歲就守了寡，卓王孫把她接回家來住，一則是養尊處優，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則深知這個女兒的性格，怕鬧出醜聞來，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範的意思在內。 　　其時臨邛的縣令名叫王吉，他有個好朋友叫司馬長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為仰慕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司馬相如喜歡讀書，也學過擊劍，在文學方面，是個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況不壞，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騎常侍」。 　　漢朝有這樣一種制度，選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從，稱為「郎」。後世以郎為年輕男子的美稱，即由此而來。因為侍奉天子，所以又稱「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職稱。「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裝車馬極其講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份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幹，極容易受到賞識。不幸地，景帝對於文學，並不愛好，同時司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頂重要的是奏對敏捷，所以他做官並不得意。至於他本人的作風，又不脫文人散漫自適的本性，更不宜做這個需要隨時注意儀容，保持警覺的宿衛郎官。這樣，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棄官的念頭。 　　其時封建諸王，最有勢力的是梁孝王劉武，他與景帝同為竇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與別的異母弟不同。又以吳楚七國之亂，梁國的位置在河南、山東一帶，正居中原，為戰略上的要地，所以發生了極大的阻擋作用。事平論功，梁工居首。竇太后也偏愛這個小兒子，賞賜不可勝數。於是梁王大治宮室，廣結賓客。四方豪傑，雲集大樑，山東「稷下」一派的學者，如鄒陽、枚乘等人，亦為梁王的上賓。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王入朝，這些學者也都跟著到了京城。司馬相如跟他們談得非常投機，因而告病辭官，投入了梁王門下，在梁國住了好幾年，有名的「子虛賦」，就是他此一時期的作品。 　　這樣，過了五、六年諸侯門下飲酒讀書的閒適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獵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門客星散，司馬相如潦倒還鄉，境況十分艱窘。 　　就在這困處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臨邛縣令王吉的信，信寫得很簡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來看我。」 　　信雖簡單，準備為他想辦法的誠意，並且必有辦法好想的把握，是很顯然的。司馬相如也知道臨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裡做縣令，這個秋風大可一打，所以決定接受邀請。 　　當然，他懂得打秋風的方法，最要緊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於是悉索敝賦，把能夠變錢的東西，統統賣光，湊足一筆盤纏，作背城借一之計。因此，到臨邛的時候，車馬僕從，一應俱全。派頭相當不壞。 　　在王吉是早就設計好的，親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裡，就像接待貴人那樣，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謁見請安。司馬相如也擺出貴人的架子，接見了幾次就厭煩了。等把名刺遞了進去，叫僮僕出來擋駕，說有病不見。而碰了釘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報到不誤。 　　這一下，臨邛縣民紛紛猜測，不知來了個什麼貴人？看他的架子這麼大，縣官這麼恭敬，可知官階一定不小。這些猜測，越傳越盛，終於傳到了卓王孫耳朵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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