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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當然，滕公一定受過朱家的恩惠，所以他那時雖已封侯，卻待朱家這個「布衣」為上客，招待他住在家裡，一連喝了好幾天的酒，找到了個機會，朱家問他：「季布犯了什麼大罪？皇上非抓他不可！」

　　「這個傢伙！」滕公答道：「替項羽賣命，好幾次，皇上差一點逃不出他的手。現在要他的好看了！」

　　「那末，滕公，」朱家又問：「你看，季布是怎麼樣一個人？」

　　滕公沉吟了一會，情不自禁地點頭：「憑良心說，這個人不壞。」

　　「那就是了，兩國相爭，各為其主，他是項羽的部下，替項羽賣命是分內之事。項羽手下像他這樣的人還多，難道統統把他們殺掉？」

　　滕公不作聲，但從他臉上的表情看的出來，朱家的看法，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現在皇上剛得天下，必須爭取四海的民心，才能長治久安。為了自己的私怨，大動干戈去抓一個與老百姓利害無關的人，豈不顯示自己的心胸狹窄，度量不廣？」

　　「皇上不是那種人。」

　　「我也知道皇上不是那種人。明明是善納忠諫、量大如海的命世英主，偏偏教老百姓把他看錯了，這是多大的冤枉！再說，」朱家移席向前，低聲說道：「以季布這樣的人，漢不能用而要抓他，那就非把他逼走了不可。北面，胡人；南面，南越，他哪裡不好去？一去則必不利於漢。當年吳楚交兵，楚國大敗，伍子胥以楚人而鞭楚平王之屍，就是懲罰他『忌壯士以資敵國』。這些，你何不相機向皇上進言？」

　　「啊！」滕公一面因為他說的話，確有道理；另一方面已經明白，季布是藏匿在他家。為公為私，這件事他都是義不容辭的，所以一口答應照辦。

　　於是，滕公把朱家的意思，很婉轉地上達高祖。季布果然獲得赦免，而且高祖還召見了他，授予「郎中」的官職。朱家亦由此而享大名，上自公卿，下至細民，無不佩服他能夠「摧剛為柔」。但是朱家自己從不提及這重公案。季布雖貴，亦從未有所干求，甚至從不相見。

　　至於在季布這方面，似乎跟朱家一樣，竟似忘了有這回事。「大恩不報」彷佛負義，所以，史記「索隱」中有這麼一句語氣譏刺的話：「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季布一諾」是有名的典故。為他人謀，尚且如此，豈有忘恩負義之理？從深一層看，季布實是朱家的知己：他深知朱家施恩從不望報，要報亦必不為朱家所受，不如脫卻世俗之見，絕口不提。而果然有一天，朱家遭遇到絕大的危難，譬如獲罪將誅之類，季布一定會不惜身家性命來救他。遊俠的精神就是如此。季布本人就「為氣任俠」，他的弟弟季心，「氣蓋關中」，亦是大俠，所以季布不會不瞭解其中的精義。

　　這種遊俠精神的擴散和變化，形成漢朝社會的一項極受人重視的道德規範，此即「恩怨分明」，而尤重在報私恩。至於第一流的遊俠，能使受患者終身不忘，無時不在注意可以報思的機會，所以劇孟的母親去世，遠方送喪的人，步行騎馬的不算，光是吊客的車子，就有一千輛之多。吊賀應酬尚且如此，可以想見他的潛勢力。我們無法知道任公與同時的朱家，是否有所往來？但任公生當亂世而能屹然無恙。以經營糧食起家，則必具有豪傑的作風，得遊俠的庇護，實可斷言。值得後人佩服的是，他逆取而順守，到天下大定以後，配合國策，從事農商，在整個重新開始的經濟建設中，他做了很大的貢獻，也取得了很好的報酬。

　　漢初朝野上下，所全力謀求解決的，就是糧食問題。糧食從何而來？要靠耕作。大亂之後，田地荒蕪，而人口銳減，所以耕作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人力不足，於是而有獎勵生育的法令。可是人口的繁殖，非三年五載所能見效；要解決眼前的困難，必須設法使現有的人力，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漢朝的農業政策，特別提出「力田」二字，意思是說，不但要求務農，而且要求特別努力。

　　努力需要有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安定農村。這不外乎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物質方面，第一是減稅，把農民對公家的負擔，降到最低的程度。第二是開放關禁及貨幣的製造，使農民易於獲得必需的物資，以及易地就業的便利。第三，弛山澤之禁，開放一切天然資源，鼓勵大家去生產。

　　可是，物質方面的優惠，有時會產生流弊。利之所趨，不免爭奪，則與原來求安定的目標，背道而馳。如開放銅山，自由鑄造貨幣所引起的「奸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是則物質建設的同時，必須展開以倫理為中心的精神建設，所以又強調「孝弟」。上慈下孝，弟兄友愛，則協力耕作，任何天然的困難皆可克服。因此漢初詔令中，常見「孝弟力田」四字。呂後當政時，特置「孝弟力田官」，品秩甚高，職掌是「勸今天下，各敦行務本」，『敦行」者孝弟，「務本」者力田。

　　力田之力，不是一個泛泛的動詞。漢初農村的情況，亦可說是慘不忍睹，往往赤地千里，不見人煙。有人煙的村落，則水利失修，六畜稀少，從瓦礫中重建，在蔓草中耕作，全靠雙手努力。所以人力這個因素，在生產事業中有無比的重要性。一般農村，無論貧富身份，有力可出的，無不投入生產，如朱家的兒子，親自下田，即為一例。總之一般貨殖家，所最重視的生產條件，不是土地，亦非金錢，而是奴婢。

　　「奴婢」二字，在我們的印象中，只是奔走使今，增加生活上的便利。」而在漢朝，尤其是漢初，奴婢的意義相當於工廠的機器，耗費的動力少，效率高，易於保養才是部好機器。那時的奴婢也是如此，要求他能刻苦，耐勞，性格馴良，易於管理。

　　因此，要瞭解漢朝的經濟發展，必須對當時的奴婢制度有所認識。奴婢的起源甚古，但作為一種生產的勞動力而買賣轉讓，則起于秦代。漢書「王莽傳」記秦代「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既然奴婢同于牛馬，自為財產之一，所以史記、漢書記富人常記其奴婢的數目，臨邛卓家，「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張安世傳：「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寫得尤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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