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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秦滅漢興，多改前朝弊政。買賣奴婢，同于牛馬，這種殘酷的現象，何以漢初容其存在，而且變本加厲？這仍然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漢書「食貨志」說：「高帝令民得賣子為食」，倘非如此，則可想而知的，父子都將餓死。在這樣的大亂之後，政府如果沒有相當的財力，展開大規模的救濟工作，那麼開放這樣的禁令，實在亦不失為針對現實，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我們從漢高祖五年的另一道詔令：「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來看，可以證明他「令民得賣子為食」，確是出於不得已。

　　賣子為食，自為父母所痛心不忍，所以在淮南有個比較特殊的辦法，彷佛作房地產的抵押，或者上當鋪那樣，賣子與人作奴婢，稱為「贅子」，三年不贖，便正式成為他人的奴婢。

　　當然，「自賣」不盡是為了饑餓。如電影「七仙女」的男主角董永，是因為父親死了，無以為殮，因而「自賣與富公，以供喪事」，這個故事出於劉向「說苑」。再有一種是受了欺騙，或受到威脅而被賣的，不妨稱為「盜賣」。彭越的好朋友欒布，幾乎為漢高祖丟入鍋中煮人肉湯的欒布，就曾「為人略 （掠）賣為奴于燕。」

　　奴婢的買賣，也像買賣牛馬雞鴨那樣，不但要看貨色的好壞，而且也要看供求關係。漢哀帝時，曾特頒禁令，限制奴婢人數，這樣便成了供過於求，奴婢的身價頓減。在通常的情況下，好比菜市場裡把雞鴨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兩那樣，把待價而賣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飾一番。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裝點門面，等一成交，繡衣絲履自然歸原主收回了。

　　私人買賣的奴婢以外，還有「官奴婢」，稱為「臧獲」。這個名詞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說「臧」與「贓」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當作贓物一樣被沒收入官，所以稱為「臧」。「獲」者逃亡而被捕獲，罰為官奴婢，稱為「獲」。這「臧獲」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來。

　　另一種解釋，以奴為「臧」，以婢為「獲」，出於楊雄的「法言」，他說：「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為獲。」但是，在河北、山東交界之處，又有另外說法：「齊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為夫者，醜之曰獲。」何以為臧，何以為獲？取義何在，雖未說明，但當時確有這樣的稱呼，應無可疑。因為楊雄生當漢時，他的「法言」是記實之作。

　　官奴婢既為罪人的家屬，籍沒入官，則其人數，必與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輕成正比例。漢文帝時訟簡刑清，官奴婢的人數甚少。據漢書「貢禹傳」所記，文帝的「宮女不過十余」，這雖是有意頌揚聖德，特別說少些，但加十倍，亦不過一百多。到武帝以後，迭興大獄，特別是「告緝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產，私奴婢入官即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余萬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費達「五、六萬萬」錢，而早在元帝的父親宣帝時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記載，可以想見這些人所加予國庫的負擔是如何沉重？

　　這些官奴婢與私奴婢不同，他們幾乎完全是消費者。宮內及設于宮城內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書、詩中，更特賜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這些都稱為「詩史」。漢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內，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薦寢。話雖如此，自免不了有許多風流韻事。尤其是年輕英俊，風流倜儻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為「侍史」嚮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賞賜之用。史記「封禪書」記武帝賜方士欒大「僮千人」，這個「僮」字，不盡指奴，亦包括婢在內。又漢書「外戚列傳」：「武帝賜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光武賜東平憲王蒼，宮人官婢五百人。」就這樣動輒以數百上千人賞賜，也還有極多的官奴婢「遊戲無事」。

　　私人所有的僮僕則與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產者，在漢初，他們對當時的經濟復興，曾作了絕大的貢獻。因為僮僕為主人的生產工具，所以不免有壓榨勞力的情形，漢朝僮僕的苦況，有一篇文獻，可以介紹。

　　這篇文獻名為「僮約」，作者叫王褒，字子淵，宣帝時做到諫議大夫。他是四川人，為司馬相如以後一個有名的文學家，寫有「甘泉」、「洞蕭」等賦。這篇「僮約」類似目前的雜文，以諷刺的筆調，抨擊不合理的現象，但若非當時對待僮僕確有此種苛刻的情形，則不致敘入文中，所以雖帶著「遊戲文章」的味道，確為寫實之作。

　　「僮約」的第一段敘明緣起：

　　王子淵從成都女子楊惠，買夫時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

　　由此可知，當時不但丈夫可以賣妻子，妻子亦可賣丈夫，賣價是一萬五千錢。第二段說明為奴的待遇：

　　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當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鬥。

　　按：酒在漢朝不算奢侈品，而禁約如此，可以推想到主人待奴婢的刻薄。至於工作方面，「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是指「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正常工作時間而言，額外還有勞力負擔：

　　事訖欲休，當多一石。夜半無事，洗衣當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舂米洗衣，只是操作家務，則「幾百役使」，無非替主人生產牟利。

　　最後一段，以詼諧之語寄沉痛之情，寫的是：

　　讀券文遍，奴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

　　為奴如此，生不如死。事實上主人殺奴婢的事常有，即令發覺，被捕入官，亦得減罪。相反地，奴婢傷人，判刑特重。此外法律上對奴婢歧視的條文極多，舉不勝舉。奴婢買賣，本來是秦代的暴政之一，而漢初未改其弊，且在政令上有鼓勵畜奴的意向，這完全是因為勞動力不足，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增加生產力量的措施。

　　然而這種強迫壓榨的勞力，究竟能收到多少效果？令人懷疑。照史書上看，凡是大企業家，都能善用奴婢，使其發揮潛力，像任公那樣，尤其值得表揚。

　　大亂平定，任公由河南「督道」回到他的家鄉，長安以西的「宣曲」，從事農業。關中一帶，當時是海內水利最完善的地區，有一條灌溉的渠，名為「鄭國渠」。致秦富強，即以此渠，而這條渠的由來，是個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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