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火樓台(99)_高陽

九九

　　「我們這種人家，怎麼會跟胥吏有交情？」張瑞蔭說：「等我來問問門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臉一紅說：「是，是，我說錯了。就拜託你找老牛問一問吧？」

　　將老牛找了來一問，他說：「我們熟識一個姓何的，在吏部文選司很吃得開。不過不知道在不在京？」

　　「怎麼？吏部的書辦不在京裏會在什麼地方呢？」

　　「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陣子我聽說他要請假回老家去上墳，不知道走了沒有？」

　　「你趕快去一趟。」張瑞蔭說：「看看何書辦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說，有這麼一件事。」

　　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訴了老牛，請老牛去談。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結地，當時便去找何書辦接頭。到晚來回話，「好險！」老牛說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車了，明兒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談了？」

　　「是的。」

　　「有辦法沒有？」

　　「他們怎麼會沒辦法？」老牛笑道：「就怕『盤子』談不攏。」

　　「他開的『盤口』是多少？」張瑞蔭問。

　　「何書辦說，這件事一進一出，關係極大，如果袁老爺的中書還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談，還要追究他何以資歷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問：「是哪一部的事呢？」

　　「刑部。」

　　「好傢伙！」徐世昌大吃一驚，「還要治罪啊！」

　　「人家是這麼說，咱們也不能全聽他的。不過，袁老爺正好有這個短處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聽他獅子大開口了。」

　　「要多少？」

　　「兩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難色，將袁世凱的信，遞給了張瑞蔭看。

　　看完信，張瑞蔭問道：「老牛，他跟你說了沒有，是怎麼個辦法？」

　　「大少爺，你倒想，他肯跟我說嗎？我倒是盯著問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說了一句話：事不難辦，不過就告訴了你，你也辦不到。」

　　「好吧，跟他講盤子吧，最多給他一個半數。」張瑞蔭又說：「徐老爺的朋友，不是外人。」

　　這時是暗示老牛別從中亂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爺交代，我盡力去辦就是。」老牛又說：「我得連夜跟何書辦去談，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連夜折衝，以一千二百兩銀子成交；先交一半，等辦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將一千兩銀子領了出來，存在阜康福錢莊，先打了一張六百兩的票子，交給張瑞蔭。

　　張瑞蔭辦事也很周到，將老牛喚了來說道：「你最好把何書辦約出來，大家當面鑼、對面鼓說明白。怕的萬一出了什麼差錯，徐老爺對袁老爺也有個交代。」

　　「是。」

　　老牛便去約好何書辦，在一家飯館見面。部中胥吏的身分甚低，儘管衣著比紈褲子弟還講究，但見了張瑞蔭稱「大少爺」，對徐世昌叫「徐老爺」，站著說話，執禮甚恭。

　　等把銀票遞了過去，何書辦接到手中，擺在桌上，然後請個安說：「跟大少爺、徐老爺回，事情呢？一舉手之勞，不過要經十三道關口，一關過不去就不成。銀票我暫時收著，也不會去兌，等事情辦妥了再說。」

　　「是的，你多費心。」張瑞蔭問：「徐老爺應該怎麼回覆袁老爺？」

　　「請徐老爺告訴袁老爺，說當初捐中書的名字不假，只為將門之後，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凱』。只要北洋這麼咨覆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爺的同知就升定了。」

　　這個訣竅說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關節，一改名字就可能會把整個前程斷送掉，因為要刁難的話，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摺磨個一年半載，及至一關通過，又有另一關，非把錢花夠了數，不能領一張俗稱為「部照」的任官「文憑」，而在更名未確定以前，不能分發，不能赴任，只有閒等，先就是一大損失。所以考試發榜，吏部銓選，如果姓名弄錯，往往情甘委屈，將錯就錯，像袁世凱這樣順利的假「更名」，實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時局勢又已有變化，李鴻章的回任已經定局了——從張樹聲父子無意間得罪了張佩綸以後，李鴻章發覺張樹聲對北洋有「久假不歸」之勢，便利用時機，極力拉攏張佩綸，走李鴻藻的路子，搞出來一個與張樹聲各回本任的結果，但李鴻章母喪尚不滿一年，而朝鮮的內亂已經平定，不必再動用武力，就沒有「墨絰從軍」而且「奪情」的理由，好在洋務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鴻章與各國公使折衝的借口，將李鴻章留了下來，等待適當的時機再頒回任之諭。

　　當李鴻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時，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對左宗棠打算驅逐李鴻章勢力出兩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時，對洋務、軍務的見解，大相逕庭，像中國與法國在越南的糾紛，李鴻章認為「彼欲難饜，我餉難支」，應該和平了結，決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張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軍」劉永福，不但以軍火接濟雲貴總督岑毓英轉以援劉，而且正式致書總理衙門，認為「主戰主和，不難一言而決」，目前的情勢，「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為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國亦何嘗不顧慮，真要與中國開戰，危險甚大，不過勢成騎虎，不能不虛張聲勢，如果中國動搖，適中其計。他說他「默察時局，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時勢攸宜，即中外人情亦無不順」

　　就因為他一直有這種論調，所以朝廷特派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這是一個名義，實際上李鴻章並不必赴廣東，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國公使寶海和談。但如左宗棠不斷鼓吹武力干預，到最後恐終不免要到廣東去指揮對法戰事，那一來只怕非身敗名裂不可。

　　當然，總署亦很持重，不會輕信左宗棠的「正義」說，只是李鴻章跟寶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難。

　　對法如此，對英亦常使李鴻章傷腦筋。英商的海洋電報線希望由吳淞接一條旱線到上海，左宗棠堅持不許；英商希望減輕繭捐，左宗棠亦表反對。而最使李鴻章為難的是，左宗棠倡議洋藥土煙加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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