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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首先要駁的是，李鴻章所陳，當初收買旗昌，請撥官本銀一百萬，並飭兩准鹽運使勸鹽商就「鹽引」派搭股份，預計可得銀八十萬兩，再通飭南洋各省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劉坤一先引沈葆楨當年所奏，「臣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盡力攢湊，只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盡力籌撥一百萬兩」的原文，向李鴻章提出質問：「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一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雲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系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于折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劄飭各司道查照辦理？」

　　李鴻章又說，藩司、運使、關道並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僅集股銀四萬餘兩」。雖有「官本緩息」等項，可以彌補此一百二十二萬兩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懷等不得不暫向錢莊借款來付旗昌，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負擔甚重的由來。

　　對這一點，劉坤一分兩方面來駁，一是由沈葆楨方面來看，倘如盛宣懷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而要動用官方力量勸諭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輕擲百萬庫款」嗎？

　　再是從盛宣懷方面來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說的方法來湊集，那末「鹽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關道勸諭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當具呈催問，而竟無一字之稟，甘願以重息在外稱貸，這是合理的嗎？

　　由此分析，劉坤一作一論斷：「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複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為實，無俟他謀也。」又說：「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復籌商，至於數目，必須斟酌盡善，而後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劉瑞芬等為未查原卷也。沈葆楨於光緒三年陳奏餉事，論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言之隱矣。」

　　接下來又說：「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而是因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當時已瀕臨倒閉邊緣，即欲收買，應照西洋「折舊」之例，為何照原價承受。劉坤一最有力的指責是：「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屆，竟虧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國帑高資，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春入局經理，是為第六屆，遂餘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並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內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即將盛宣懷查抄，於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原來此騙局成功後，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舊船、碼頭、倉庫的管理，亦須大筆費用，成了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盛宣懷、唐廷樞計議，不如找個人來接辦，以便脫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個江蘇的候補道葉廷春，同意接手，其時為光緒四年夏天；依照西洋會計年度跨年的演算法，稱之為「一屆」，這年是第六屆。

　　葉廷春接辦後，實事求是，辦求節流，至年底盈餘二十九萬兩；到第二年會計年度屆滿，實盈五十三萬餘兩，即是劉坤一所說的「短長並計」。

　　盛宣懷等人的原意是，金蟬脫殼，將葉廷春當作「替死鬼」，不過葉廷春居然能將這個爛攤子經理得有聲有色，貪念一動，便又設計排擠；葉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懷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奧援，說不定會惹禍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歸盛宣懷等人把持了。

　　劉坤一此奏，事實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懷本萬無可免，哪知奏報到京，適逢慈安太后暴崩，這件案子便壓了下來，胡雪岩原以為慈安的「大事」一過，會有結果，盛宣懷等人撤職，招商局或者會派他接辦。可是他沒有想到，盛宣懷另外走了一條路子；同時李鴻章亦正有用他之處，兩人一湊，竟得化險為夷。

　　盛宣懷新走的一條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長春宮的總管太監李蓮英。此人本學的皮毛行生意，京師稱之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蓮英的外號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幾時賭輸了為債主所逼，無可奈何，「淨身入宮」。作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許多同行、朋友，仍有往來，所以盛宣懷得以找到關係，大事結納。

　　至於李鴻章有重用盛宣懷之處是，正在開辦電報。早在同治三年，俄國要求自恰克圖鋪設陸線，直達北京，朝廷斷然拒絕，俄國改變計畫，採取迂回的辦法，先將西伯利亞陸線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後與丹麥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設單心水線三條，一條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至長崎，一條是長崎至吳淞口外的大戢山島，又一條是香港至大戢山島。先後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島已在中國領海之內，但朝廷認為無足輕重，置之不問。

　　於是大北公司得寸進尺，由大戢山島沿長江伸一條水線進來，直通上海，在黃浦灘登陸，而且公然設局營業。這一來，俄國經符拉迪沃斯托克、長崎而達上海；對於中國的政情、商務、瞬息之間便能傳到聖彼德堡。當然歐洲各國，也能經由聖彼德堡的轉運，獲得同樣的便利。

　　這條名為北錢。大北公司另有一條南錢，由大戢山島經廈門鼓浪嶼而達香港，長九百五十海裡，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嶼以達歐洲。南北兩線的電報最初只用洋文，後來發明四個阿拉伯字編組的中文碼，一共七千字，印刷成書，普遍發售，於是，不識洋文的中國人，也能分享電報的便利了。

　　其次英國亦不甘讓大北公司獨擅利藪，同治九年由英國公使威妥瑪策動英商東方電報公司，自英國設海線經大西洋、紅海及印度洋而達印度；再另組大東電報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這條海線經新加坡、越南西貢等處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國申請自香港鋪錢經汕頭、廈門、福州、寧波至上海時，卻一直未獲成議。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黃埔設局營業，大東公司毫不客氣地自香港經福州，設海線至上海寶山，再轉接至英租界，開張營業。

　　盛宣懷是早已看出電報這項萬里一瞬，恍同晤對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內地架設陸線，頗為不易，最大的障礙是，破壞了人家的風水，一定會發生衝突，即令勉強架設好了，亦會遭人拔杆剪線，所以對此事的進行，一直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樣到了光緒五年，機會終於來了。當時因為伊犁交涉，中俄關係大為緊張，除西北以外，東北及朝鮮的情勢亦頗為不穩。李鴻章統籌軍務全域，看人家有電報之利，掌握軍情，占儘先機，未戰已先輸一著，因而接納盛宣懷的建議，延聘大北公司的技術人員，架設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臺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陸線，試辦軍報，效果良好。這一來，盛宣懷自然要進一步建議，創設由天津至上海的陸線電報。光緒六年七月，李鴻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陸路則有火輪車，飛行絕跡數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於是和則玉帛相親，戰則兵戎相見，海圍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以遲速懸殊，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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