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火樓台(17)_高陽

一七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關道陳欽建議李鴻章，派候補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陳、林都是廣東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廣東同鄉，一個是怡和銀行的買辦唐廷樞；另外一個是富商徐潤，由他們募集商股四十餘萬兩銀子接辦。但本有官本，且又領官款為運費，所以仍然是官督商辦，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懷得以由李鴻章派去當會辦。

　　改組後的招商局，業務日有起色；徐潤又別組保險公司，承保本局船險，假公濟私，大發利市。洋商輪船公司，遇到勁敵，業務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來票面百兩升值已近一倍，結果跌到五十幾兩，且有繼續下跌的趨勢。

　　於是徐潤起意，收買旗昌，但在盛宣懷的策劃之下，變成了一個騙局。騙誰呢？騙曾當過江西巡撫、福建船政大臣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實際上是騙公家的錢。

　　盛宣懷的設計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買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當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時，盛宣懷偕同唐廷樞、徐潤連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說動藩司梅啟煦。

　　江蘇有兩個藩司，一個稱為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個稱為江寧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寧——南京。梅啟煦的關節打通了，方始向總督衙門上了一個呈文，說旗昌洋行甘心歸併，開價二百五十餘萬；倘能收買，獲利之豐，一時難以估計。

　　沈葆楨亦是勇於任事之人，當時雖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願延擱，在病榻召見盛宣懷，徐潤等人，聽取說明。這天是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懷善於玩弄數字，講得頭頭是道，且有佐證，沈葆楨聽得滿心歡喜。但招商局南洋雖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為主，所以沈葆楨表示，這件事應該會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機不可失！」盛宣懷為沈葆楨解釋，洋人以冬至後十日為歲終，在這年便是四天以後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換一次現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為止。過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談判，便撿不到這個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資，重整旗鼓，招商局便會遭受威脅，惟有乘機歸併旗昌，招商局始能立於不敗之地，結論是「事有經權，而況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範圍之內，大人不但當仁不讓，且須當機立斷。」

　　沈葆楨盤算之下，還有顧慮，美商的旗昌固然歸併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將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為慮；旗昌歸併以後，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號之多，勢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著招商局走。招商局從前吃虧的是，自己沒有碼頭棧房，有時不能不遷就太古、怡和，現在有了旗昌的碼頭、棧房，不必再遷就他人，主客之勢，自然就不同了。還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辦保險，利權不外溢，就等於另開了一條財源。」

　　沈葆楨完全被說服了，命盛宣懷當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談判，盡量壓低「受盤」的價格，先把交易敲定下來。至於收買旗昌的資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辦之議，命盛宣懷盡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數以「官本」補足，如何籌劃，另作計議。獲得這樣的授權，騙局已必可實現。盛宣懷一到上海，復又調動官款，收買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以後，一面委託一名外國律師擔文，辦理接管的手續；一面趕到南京，向沈葆楨覆命，事情已經定局了。

　　據盛宣懷的書面報告，說是「議定碼頭、輪船、棧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概在內，現銀二百萬兩。其餘漢口、九江、鎮江、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總計二百二十二萬兩，較原來的開價，減了三十萬兩之多。

　　至於付款的辦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銀二十萬兩；約定十二月十八日續付二十萬；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萬，即行交盤。餘數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於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借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啟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為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摺尾上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對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為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於回護。

　　果然，四年以後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摺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蒙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班「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

　　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於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後，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盤，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係，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為。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裏一團茅草，如何僥倖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枝筆，做京官決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為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年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撫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了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後的歷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的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裏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於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製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賬目，逐款嚴查。」

　　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採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釐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賬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賬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兩，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裏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楨說：「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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