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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至於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借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啟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為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折尾上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對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為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於回護。

　　果然，四年以後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折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蒙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班「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

　　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於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後，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盤，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係，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為。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裡一團茅草，如何僥倖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枝筆，做京官決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為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年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撫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了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後的歷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的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裡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於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製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帳目，逐款嚴查。」

　　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採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厘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帳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帳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兩，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裡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曆算是西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楨說：「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其次是各省所撥的官款，總計一百萬兩，照數轉付旗昌銀行，銀數固然分毫不短，但古應春深知內幕，指出這一筆百萬銀子中，盛宣懷等人中飽了四十四萬兩。

　　證據呢？」「各省官款是實數，都由阜康匯來，招商局派人來提走了白花花的現銀，轉存外國銀行。可是，付給旗昌的，不是現款，是旗昌的股票。」古應春有《申報》為憑，載明當時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兩，實值五十六兩。

　　這就是說，盛宣懷只須花五十六萬兩銀子買進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萬銀子的帳，豈非中飽了四十四萬兩。光是這兩點，舞弊的證據便很確實了。

　　徹查的結果，掀開了整個內幕，盛宣懷與徐潤等人所玩的花樣是：

　　第一，以定銀二萬五千兩，與旗昌訂定收買的草約。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購每一百已貶值至五十六兩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對抗洋商輪船公司，挽回利權的理由，捏詞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說動沈葆楨撥給官本。

　　第四，捏稱已付定銀二十萬兩，造成既成事實，並以運道凍阻，無須諮商北洋為藉口，迫使沈葆楨單獨負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委託英籍律師擔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萬兩匯到招商局後，盛宣懷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額十足抵換現銀。

　　第七，應付旗昌餘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墊付四十余萬兩，尚短六十九萬，由「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費盈餘等陸續給付。事實上現銀與股票之間，仍有很大的一個差額，飽入私囊。

　　所謂「官本緩息」是江南各省撥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萬兩，應付利息，暫時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暫付一半，所餘一半改為股本。這樣陸陸續續，東挪西湊牽扯不清，根本是一盤糊塗帳。

　　哪知劉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懷等人先發制人，列舉了十八條申辯的理由，具稟北洋，由李鴻章搶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見，發生排拒劉坤一的意見的作用。加以盛宣懷的大肆活動，劉坤一的複奏，果然「留中」了。

　　李鴻章的複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劉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條」。他的筆下很來得，當下親自草擬奏稿，駁斥李鴻章。首先說明：李鴻章認為劉瑞芬等，查案不無錯誤，為盛宣懷極力剖辯，奏請免議；此則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能置議。不過，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的貪詐情形，頗為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聖主之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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