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頂商人(42)_高陽

四二

　　這一著實在狠。但原是為了報復，甚至可以作為防衛；如果那批人瞭解到這道公事是是一根一點便可轟發火藥，炸得粉身碎骨的藥線，自然不敢輕舉妄動。

　　「小爺叔！」古應春讚歎著說：「真正『死棋肚子裏出仙著』；這一著，虧你怎麼想出來的？」

　　「也不是我發明的。我不過拿人家用過的辦法，變通一下子。說起來，還要謝謝王雪公，他講過一個故事給我聽；這個故事出在他們家鄉，康熙年間有位李中堂，據說在福建名氣大得很，他的同年陳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

　　王有齡告訴胡雪巖的故事如此：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同年陳翰林是福州人。這年翰林散館，兩個人請假結伴回鄉。不久就有三藩之亂，耿精忠響應吳三桂，在福州也叛變了，開府設官，陳翰林被迫受了偽職。

　　李中堂見獵心喜，也想到福州討個一官半職。而陳翰林卻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氣候，便勸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兩個人閉門密談，定下一計，由李中堂寫下一道密疏，指陳方略，請朝廷速派大兵入閩。這道密疏封在蠟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請同鄉代為奏達御前。

　　「這是『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打算。」胡雪巖說：「李中堂與陳翰林約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耿精忠垮台，李中堂當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時候他就可以替陳翰林洗刷，說他投賊完全是為了要打探機密，策應官軍——」

　　「啊、啊，妙！如果耿精忠成了功，李中堂這首密疏，根本沒有人知道；陳翰林依舊可以保薦他成為新貴。是不是這樣的打算？」

　　「一點不錯。」

　　「那末後來呢？」古應春很感興趣地問：「怎麼說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

　　「就為李中堂不是東西，出賣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復福建，要辦叛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他洗刷。害得陳翰林充軍到關外。」胡雪巖說，「我現在仿照他們的辦法，但願那批人很識相，我替他們留下的這條洗刷的路子，將來一定有用。」

　　「對！小爺叔的意思，我完全懂了；這道公事我連夜替你預備起來。」

　　「不忙。明天動筆也不遲。」胡雪巖說，「我還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這件事是為王有齡身後打算，自不外名利兩字。王有齡的宦囊雖不太豐，卻決不能說是一清如水；「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許多收入像徵糧的「羨餘」；漕糧折實，碎角子熔鑄為五十兩銀子一個的「官寶」，照例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間就已「化暗為明」，明定為地方官的「養廉銀」。此外「三節兩壽」——過年、端午、中秋三節；本人及太太的兩個生日，屬員必有饋敬，而且數目亦大致有定規，這都是朝廷所許的收入。

　　王有齡的積蓄，當然是交給胡雪巖營運；他現在要跟古應春商議的，就因為經手的款子，要有個交代。「他們說王雪公有錢在我手裏，這是當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當然也不會『起黑心』。不過，」說到這裏，他有點煩躁，「這樣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擺下去的本錢，一時哪裏去回籠？真教我不好交代。」

　　這確是極為難的事。古應春的想法比胡雪巖還要深，王有齡已經殉節，遺屬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將來男婚女嫁，不但在在要錢，而且有了錢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說：「你還不能只顧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籌個久長之計才好。」

　　「這倒沒有甚麼好籌劃的，反正只要胡雪巖一家有飯吃；決不會讓王家吃粥，我愁的是眼前！」胡雪巖說：「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說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靈，一定會諒解我的處境。不過王太太或者不曉得我的心，他家的親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錢在我這裏，不知道這筆錢一時收不回來。現在外頭既有這樣的閒話，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現銀子捧出來，人家只當我欺侮孤兒寡婦。這個名聲，你想想，我怎麼吃得消？」

　　古應春覺得這個看法不錯，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裏又有進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巖將王有齡名下的款子，如數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繼續託他營運，手裏仍可活動。否則，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會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樂得做得漂亮些。

　　麻煩的是，杭州一陷，上海的生意又一時不能抽本，無法做得「漂亮」。那就要靠大家幫忙了。

　　「小爺叔，」他問：「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裏？」

　　「王太太手裏有賬的，大概有十萬；另外還有兩萬在雲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麼在雲南會有兩萬銀子？」

　　「是這樣子的，」胡雪巖說，「咸豐六年冬天，何根雲交卸浙江巡撫，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沒有甚麼做頭了；事先安排，調補雲南糧道。我替他先匯了兩萬銀子到雲南。後來何根雲調升兩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蘇；雲南的兩萬銀子始終未動，存在昆明錢莊裏生息。王雪公始終不忘雲南，生前跟我說過，有機會很想做一任雲南巡撫；能做到雲貴總督，當然更好。這兩萬銀子在雲南遲早有用處，不必去動它。現在，當然再也用不著了！」說到這裏，胡雪巖又生感觸，泫然欲涕。

　　等他拭一拭眼睛，擤一擤鼻子，情緒略略平伏，古應春便接著話題順：「款子放在錢莊裏，總有摺子；摺子在誰手裏？」

　　「麻煩就在這裏。摺子是有一個，我交了給王雪公；大概是他弄掉了，也記不起這回事，反來問我。這原是無所謂的事；跟他們再補一個就是。後來事多，一直擱著未辦；如今人已過世，倒麻煩了，只怕對方不肯承認。」

　　「你是原經手。」古應春說，「似乎跟王雪公在世還是故世，不生關係。不過，錢莊的規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煩何在？」

　　「錢莊第一講信用；第二講關係；第三才講交情。雲南這家同業，信用並不見得好；交情也談不上；唯一講得上的，就是關係。王雪公在日，現任的巡撫，雲南方面說得上話；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經坐第一把交椅，雲南有協餉之類的公款往來，我可以照應他們，論生意上的關係也夠。不過，現在不同了，他們未見得再肯買賬。」

　　這番分析，極其透徹。古應春聽入心頭，亦頗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發展，似乎不是靠官場的勢力關係，就得沾洋人的光。風氣如此，夫復何言？看起來王有齡那筆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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