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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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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說是新聞。不過這條新聞,與各州縣利害關係甚大,還不知道朝廷的主張如何?」 「喔,要請教。」 「這要從一位達官談起,雷以諴其人,東翁總知道?」 「知道。」王有齡說,「此公湖北人,以左副御史會同河道總督巡視黃河口岸。前些日子看邸抄,說他自請討賊,現在募了一萬人,駐軍江北高郵,扼守揚州東南,很打了幾場勝仗。」 「是的,錢江就在他幕府裏。」楊用之說,「有兵無餉,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的宗旨,反正只要你能募兵籌餉,自己去想辦法,無不贊成的。聽說錢江現在為雷軍劃一策,在水陸要衝,設局設卡,凡行商經過,看他所帶貨物,估價抽稅,大致千取其一,稱為『釐捐』,除了行商,當地店舖亦照此抽稅。收入頗為可觀,聽說各省都有仿照的意思。只是此法病商,朝廷或者不許。」 楊用之所談的新聞,以及認為在創議中的「釐捐」會「病商」的見解,恰好給了王有齡一個機會,聘用刑、錢兩幕友,他跟胡雪巖曾仔細談過,刑名是外行,非倚託秦壽門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錢穀則王有齡自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傳統,向來獨立辦事,不喜東家干涉,平和的還表面上有所敷衍,專斷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巖設計,由他自己用感情來籠絡楊用之,而王有齡則要拿點本事給他看看,這樣雙管齊下,讓楊用之懷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揮如意。所以王有齡聽了他的話,覺得不妨趁此機會,展示所學。 「『病商』恐未必!」他一開口就是辯駁語氣,「本朝的賦稅制度,異於前代,一遇用兵之時,必須另籌軍費,以我看,開辦『釐捐』,比較起來,還不失為利多害少的好辦法。」 這籠統一句話,是做文章的一個「帽子」,王有齡既有炫耀之意,便得從頭講起。自古以來,國家歲收的主要項目,就是地丁與錢糧,明朝末年不斷「加派」,搞得民不聊生,莊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後只好棄地而逃,此為「流寇」猖獗,終以亡明的一大關鍵。 清兵入關,到聖祖平定三藩之亂,始得奠定國基。鑒於前朝之失,頒發「永不加賦」的詔令,此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為滿族得以長主中原的一大憑藉。後世諸帝,對聖祖的這個詔諭,信守不墜。此外國家歲收,還有關稅、鹽課兩項,但地丁占歲收總額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賦的限制,則歲收就有了定額。風調雨順、刀兵不起的太平歲月,固然可以支應,但一遇用兵,額外的軍費負擔,即無著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減免丁漕,一面要辦賑濟,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又如何應付?再如刀兵水旱一齊來,火上加油,兩面發燒,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這有兩個辦法彌補,一靠平時蓄積。」王有齡從容議論:「雖然天子富有四海,國家收入與宮廷收入,還是有區分的。這個制度從漢朝就很完備了,『大司農』掌國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財。私財有餘,國帑不足,國家必亂。宋太祖平服十國,所得金銀珍寶雖輸於內府,但另行封存,稱為『封樁銀』。他的打算是積到相當數目,要把『燕雲十六州』買回來。可惜徽宗不肖,以內府所積,用來起『艮嶽』,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說,戶部窮得要命,宮內蓄積如山,到最後,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積於國庫而非內務府。」 接著王有齡便舉了幾個戶部存銀的數目,康熙四十八年到過五千萬兩,最後剩下八百萬兩,但雍正十三年的極力整頓,到乾隆即位時,庫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萬兩的鉅數,以後乾隆四十六年,到過七千萬兩。但嘉慶以後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況愈下。 「先帝崩逝當時,戶部存銀八百萬兩,這三年來的數目不詳。洪楊軍興以來,用財如流水,想來現在正是開國以來最窮的時候。」 這一番夾敘夾議的談論,不但周、吳等人有茅塞頓開之感,就是楊用之也覺得長了一番見聞。錢穀一道雖是他的專業,卻只瞭解一隅之地的財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現在聽王有齡講得頭頭是道,心裏便有這樣一個想法:這位東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裏著實有些貨色。 他想到了王有齡的出身,王有齡恰好也要談到捐班,「彌補國用不足,再有一個辦法是靠捐納的收入。」他說,「捐官的制度,起於漢朝,即所謂『納貲為郎』。此後歷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著,王有齡便細談清朝捐納制度演變的經過,以及對中樞歲收的關係。捐納實缺雖由康熙為三藩之亂,籌措軍費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為「常例」,捐納收入幾為國家歲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總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濫,始於嘉慶朝,它的收入常為歲收的一半,嘉慶七年那一年,更高達歲收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濫,其弊不可勝言。」王有齡泰然說道,「我自己雖是捐班出身,但也實在叫我無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錢,不管甚麼胸無點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錢,那就跟做生意一樣,一補上實缺,先要撈回本息。請問吏治如何澄清得來?」 「這也不可一概而論。」吳委員說,「赴試登進,自是正途,但『場中莫論文』,要靠『一命、二運、三風水』,所以懷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開了方便之門,讓他們有個發揮機會,不致埋沒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這是在暗中恭維王有齡,他當然聽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氣,「像兄弟這種情形到底不多。」他說,「縱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為了軍費,越發廣開已濫的捐例,搞得滿街是官,那還成何話說!」 「東翁見得極是。」楊用之倒是真的心悅誠服,所以不自覺其矛盾地改了論調,「本朝的商稅,原就不重,雜賦中的牙帖稅、當稅、牲畜稅以外,買賣的商稅,只有買別地貨物到店發賣的『落地稅』,也就是『坐稅』。至於貨物經過的『過稅』,只有關稅一種,如今酌增釐捐,亦不為過。」 「就是這話囉!」王有齡口中這樣在說,心中卻已想到釐捐是否亦可在浙江開辦? 一場議論,算是有了結果。胡雪巖換了個話題——他很佩服錢江,所以這樣發問:「楊老夫子可識得那位錢先生?」 「你是說錢江?」楊用之答道,「我們不但認識,而且還沾些親。他字秋平,又字東平。祖上曾做過山東巡撫,他老太爺也在山東做過官,此人從小不凡,樣樣聰敏,就是不喜歡做八股文章。」 「那怎麼稱做『奇士』呢?」吳委員笑道,「像這樣的人,必是不中繩墨,別有抱負的。」 「他還有一策,現在各省都已仿行。」楊用之忽然看著胡雪巖說,「雪巖兄大可一辦!」 「請問,辦甚麼?」胡雪巖愕然相問。 「也是錢東平的主意,請旨預領空白捐照,隨捐隨發,人人稱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楊用之笑道,「本省亦已照樣進行。雪巖兄大可捐個前程。」 這話倒把胡雪巖說動了,這幾個月他在官場打了幾個滾,深知「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方便,無論拜客還是客人來拜,彼此請教姓氏時,稱呼照規矩來,毫無窒礙。是個「白丁」,便處處有格格不入之感,熟人無所謂,大家可以稱兄道弟,若是陌生的官兒,稱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得罪了別人,實在是一大苦事。 因此,這天晚上他特地跟王有齡去商量。王有齡自然贊成:「我早就勸你快辦了!我真不知道你甚麼意思?一直拖著。」 「都是為了沒功夫,」胡雪巖說,「這件事麻煩得很,費辰光不說,還有層層挑剔需索,把人的興致都消磨光了。像現在這樣。隨捐隨發,一手交錢,一手取照,自然又當別論。」 「需索還是會有的。講是講『隨捐隨發』,到底也沒有那麼快。不過,部照不必到部裏去領,當然快得多。」 「於此可見,凡事總要動腦筋。說到理財,到處都是財源。」胡雪巖又得到啟示:「一句話,不管是做官的對老百姓,做生意的對主顧,你要人荷包裏的錢,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願掏荷包。」 「這話有道理。」王有齡深深點點,「我這趟到湖州,也要想辦法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好叫他們高高興興來完錢糧。」 「其實老百姓也很好伺候,不打官腔,實事求是,老百姓自會說你是好官。」胡雪巖又談到他自己的事,「雪公,你看我捐個甚麼班子?」 「州縣。」王有齡毫不考慮地答說,「這件事你託楊用之好了。」 胡雪巖受了他的教,第二天特地具個柬帖,把楊用之請了在館子裏小酌。酒過三巡,談起正事,楊用之一諾無辭,而且聲叫:「報捐向來在正項以外,另有雜費,經手的人都有好處,我的一份扣除,雜費還可以打個七折。」 「這不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當你老夫子的,自然當仁不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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