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高陽　>　胡雪岩　|　上頁　下頁
七

　　黃宗漢一直託病不見。過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開一看，椿壽幾乎昏厥，頓足罵道，「黃壽臣，黃壽臣，你好狠的心！我與你問冤何仇，你要置我於死地！」

　　黃宗漢的手段，的確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地位，統籌漕運全域的理由，為了使來年新漕的輸運，如期完成，以期此後各年均得恢復正常，作了一個決定，本年湖屬八幫的漕米，留浙變價；全部漕米二十七萬六千石，照戶部所定價格，每石二兩銀子，共該五十五萬二千兩，限期一個月報繳。

　　這是椿壽與尖丁早已算過了的，市價與部價的差額，一共要三十三萬兩銀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開會之前，撫台就作了這個決定，那末漕幫賠大部分，藩司賠小部分；這筆小部分的賠款，也還可以在浮收的款項中撥付。說起來只是今年白吃一場辛苦，沒有「好處」而已。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漕幫負擔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經費，事先已經聲明，出了這筆錢，漕船非走不可；於今截回不定，已覺愧對漕幫，再要他們分賠差額，就是漕幫肯賠，自己也難啟齒，何況看情形是決無此可能的。

　　至於浮收的「好處」，早已按股照派，「分潤」有關人員，那裡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過五、六萬銀子，還差著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變，竟會弄得全部責任，落在自己一個人頭上。椿壽悔恨交並，而仍不能不拚命作最後的掙扎；愁眉苦臉地召集了親信來商議，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鈴還須系鈴人」，惟有去求撫台，收回「變價」的成命；應解的二十多萬石漕米，隨明年新漕一起啟運。就這樣起卸入倉，從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從岸上搬到船上，來回周折的運費、倉費，以及兩次搬動的損耗，算起來也要賠好幾萬兩銀子；而且一定還會受到處分，但無論如何總比賠三十三萬兩銀子來得好。

　　兩害相權取其輕，椿壽只得硬著頭皮上院；把「手本」送了進去，門上出來答道：「上頭人不舒服，請大人回去吧！上頭交代；等病好了，再請大人過來相敘。」

　　棒壽憤不可遏，吩咐跟班說：「回去取鋪蓋！撫台不見我不走，就借官廳的炕床睡。」

　　門上一看，這不象話，趕緊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來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於是椿壽就在官廳中坐等，等了半個時辰，黃宗漢出來了，仰著頭，板著臉，一見面不等椿壽開口，就先大聲問道：「你非見我不可？」

　　「是！」椿壽低聲下氣地回答：「大人貴恙在身，本不該打攪，只是實在有萬分困難的下情上稟。」

　　「如果是湖屬漕米的事，你不必談。已經出奏了。」

　　這句話就如焦雷轟頂，一時天旋地轉，不得不頹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時，黃宗漢已無蹤影，撫院的戈什哈低聲向他說道：「大人請回吧！轎子已經伺候半天了。」

　　椿壽閉上眼，眼角流出兩滴眼淚，拿馬蹄袖拭一拭乾淨，由聽差扶掖著，一步懶似一步地走官廳。

　　就在這天晚上，椿壽在藩司衙門後院的簽押房裡，上吊自殺。第二天一早為家人發覺，哭聲震動內外；少不得有人獻殷勤，把這個不幸的消息，飛報撫台。

　　黃宗漢一聽，知道闖了禍，逼死二品大貝，罪名不輕。但轉念想起一重公案，覺得可以如法炮製，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陝西蒲城王鼎屍諫的往事；這重公案發生在十年以前，王鼎與奸臣穆彰阿，同為大學士值軍機。這位「蒲城相國」性情剛烈，嫉惡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陰柔奸險的性格，每在御前爭執，一個聲色俱厲，一個從容自如，宣宗偏聽不明，總覺得王鼎不免過分。

　　道光二十二年，為了保薦林則徐複用，王鼎不惜自殺屍諫，遺疏痛劾穆彰阿。那時有個軍機章京叫陳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請假，心裡一動，藉故出宮，趕到王鼎家一看，聽得哭聲震天，越發有數。趁王鼎的兒子，翰林院編修王抗驟遭大故，五中昏瞀的當兒，勸他把王鼎的屍首解下來，同時把遺疏抓到手裡，一看內容，不出所料，便又勸王抗以個人前程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說「上頭」對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殺，有傷國體，說不定天顏震怒，不但王鼎身後的恤典落空，而且別有不測之禍。

　　這一番威脅利誘，教王抗上了當，聽從穆彰阿更改遺疏，並以暴疾身故奏報。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佈置周密，「上頭」無法獲知真相，也就算了。

　　陳孚恩幫了穆彰阿這個大忙，收穫也不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當山東巡撫。而王抗則以不能成父之志，為他父親的門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陝甘同鄉所不齒，辭官回裡，鬱鬱以終。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會試的大主考，黃宗漢是他的門生，頗為巴結這位老師。秦檜門下有「十客」，穆彰阿門下有「十子」，黃宗漢與陳孚恩都在「穆門十子」之數，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壽的變故，他立即遣派親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設法把椿壽的遺囑弄到手，然後親自拜訪駐防的將軍和浙江學政；因為這兩個人是可以專折奏事的，先要把他們穩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聞。

　　當然，另一方面他還要間接拜託旗籍的官員，安撫椿壽的家屬，然後奏報藩司出缺。上吊自殺是瞞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個「夾片」，說是「浙江錢漕諸務支絀，本年久旱歲歉，征解尤難，該司恐誤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輕生。」把湖屬八幫應運漕米，留浙變價的事，隻字不提，同時錄呈了經過修改的椿壽的遺囑；咸豐帝此時初登大寶，相當精明，看遺囑內有「因情節所逼，勢不能生」兩句話，大為疑惑，認為即令公事難辦，何至遽爾自盡？是否另有別情，命令黃宗漢「再行詳細訪察，據實奏聞，毋稍隱飾。」

　　接著，浙江學政萬青藜也有專折奏報，說椿壽身後，留有遺囑，「實因公事棘手，遽行自盡。」與黃宗漢的奏摺，桴鼓相應。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黃宗漢詳查具報。汝近在省垣，若有所聞，亦可據實具奏。」

　　看來事情要鬧得很大，但事態真正嚴重的關鍵所在，只有黃宗漢自己知道。因為椿壽的自盡，如果真的是由於他的措施嚴峻，則雖良心有虧，亦不過課以道義上的責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過，那就不必有所畏懼。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椿壽之死，是死在他虛言恫嚇的一句話上。

　　所謂「留浙變價」，原是黃宗漢有意跟椿壽為難的一種說法，暗地裡他並不堅持這樣做；不但不堅持，他還留著後手，以防椿壽無法做到時，自己有轉圜的餘地。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