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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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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賣他的賬，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為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戰亂；所以江蘇的蘇、松、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為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穀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慶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漕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眾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雇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像」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徵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徵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為「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延請「紹興師爺」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瞭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第一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裏有一本底冊，那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為不傳之秘。 第二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是「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為「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總而言之一句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佔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斗，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制官吏；小戶如託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櫃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額定數字過萬，實際僅六千餘艘，分駐運河各地；一地稱為一幫；這就是游俠組織「青幫」之幫的出典。 幫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稱為幫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連護漕的千總、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州縣衙門開倉徵糧，糧戶繳納；漕船開到，驗收裝船，名為「受兌」。一面徵糧，一面受兌，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樣來了。 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看米色」。由於漕船過淮安時，漕運總督要「盤糧」點數；到通州起岸入倉時，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負責，因此，他們在受兌時，驗看米色，原是分所當為。但米色好壞，僅憑目視，並無標準，這樣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過去，不是說米色太雜，就是不夠乾燥，不肯受兌。 以一般的情況而言，開倉十日，所有的倉廒就都裝滿了，此時如不疏運上船，則後來的糧戶，無倉可以貯米，勢必停徵。糧戶也就要等待，一天兩天還不要緊，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日子一久，廢時失業，還要貼上盤纏，自然非吵不可，這叫做「鬧漕」，是件極嚴重的事，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這一鬧漕說不定就會激起民變，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 因此，錢穀師爺，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看米色」的旗丁講斤頭；倘或講不下來，而督運的委員，怕誤了限期，催令啟程，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只管自己開船；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必須設法自運漕米，一路趕上去補足，稱為「隨幫交兌」。 幸而取得妥協，漕米兌竣，應該出給名為「通關」的收據，這時尖丁出面了，先議「私費」，就是他個人的「好處」；私費議妥，再議「通幫公費」，是全幫的好處。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費、通幫公費，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來支付。 這以後，就該幫丁受勒索了。首先是「過淮」投文過堂，照例有各種陋規；一幫船總要花到五、六百兩到一千兩銀子。這一關一過，沿路過閘過壩，處處要送紅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幾兩銀子。最後到了通州，花樣更多，要投四個衙門的文，有人專門代辦，每船十三兩銀子，十兩舖排四個衙門，三兩是代辦者的酬勞。等漕米上岸入倉，伸手要錢的人數不清，總要花到三、五十兩。所以幫丁勒索州縣，無非悖入悖出。 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裏，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裏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為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為「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咸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復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縴隄，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撥鉅款搶救，一方面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咸豐二年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復，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第二年，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為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徵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他不願意去雲南，經過一番活動，很快地改調浙江。不過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時，已非昔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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