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龍蛇(67)_高陽

六七

　　汪由敦記得，當時的上諭是這樣說的：「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由其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為內閣學士，後見其言語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需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為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漓乖張，必有平日記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當時覺得奇怪，因為那年江西鄉試三場題目，除第二場為副主考所出以外，第一場、第三場的題目，為「不以人廢言」等，說是心情怨望，已屬牽強，至於由於出題不甚妥當，而即「料其居心澆漓乖張」，推測他「必有平日記載」，而派人搜查他的寓所及行李，更是自唐太宗開科以來，從未有的怪事。如今聽張廷玉所說，方知是俞鴻圖先下的手，按他的行為來說，先已犯了竊盜之罪，先帝不便說破真相，因而才有「遣人」之語。

　　「查橫浦遇見他這麼一個『年家子』是大不幸；又遇到李靖達這麼一個『父母官』，更是不幸中的不幸。」

　　雍正四年的浙江巡撫李衛，諡靖達；當時他奉旨到海寧查家去搜查，大事張皇；原來很小的一件事，變得非常嚴重，便非從重處置不可了。這就是張廷玉說查嗣庭「不幸中之不幸」的緣故。可是外傳所謂試題的「維民所止」而「維止」二字為「雍正」斬頭去足之象，因而被指為大逆不道，但並無「維民所止」的試題，則此語由何而來？

　　「查橫浦著過一部書，叫做《維止錄》，這部書曾經進呈，大意說，明亡如大廈之傾，得清維之而止，先帝還很嘉許他的立論。到得一旦獲罪，有人進讒，說此書明為頌揚本朝，其實詆斥滿洲，這話亦無根據。真正的原因是，查橫浦的日記中有幾句話替他惹來了殺身之禍。其實只得兩個字。」

　　據張廷玉說：查嗣庭在聖祖崩於暢春園第二天的日記中，有這樣幾句話：「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惹禍的只是『奇哉』二字，俞鴻圖入告，亦就因為有此二字，先帝疑心他得位的經過，查橫浦必有詳細記載，於是革職拿問，一面搜查他在江西的行李；一面旨下浙江，派人到海寧去查。結果呢，如說有謗訕之語，僅僅只有『奇哉』二字，可是此案已成騎虎，要小也小不下去了。」

　　汪由敦到此方始恍然大悟，全案之起，是由於俞鴻圖誤會了意旨，希圖出賣查嗣庭邀功；而世宗因為有心病，而又有查嗣庭一直不大聽話，疑心他私下必有秘密記載，因而遽然下令嚴辦；而李衛與俞鴻圖的想法相同，推波助瀾，真的將查嗣庭認作大逆不道。及至幾乎通國皆知，查嗣庭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時，才發覺他的文字，根本就沒有甚麼有關世宗得位不正的記載，亦找不到有何謗訕怨望的話；這一來就成了一個無可再僵的僵局了。

　　「試問，到此地步，先帝怎麼辦？既不能偃旗歇鼓，也不能輕描淡寫。總而言之，此案如果辦輕了，就表示自己辦錯了；如果不肯認錯，就非重辦不可，查橫浦這一案，也是千古以來少有的冤獄；不過，先帝到底是英王，後來處置俞兆晟父子那一案，無異表示認錯，而查家的沖霄冤氣，亦不至於變成戾氣。」

　　這一案在汪由敦是記憶得很清楚的。俞兆晟、鴻圖父子，後來都很得意，俞兆晟早就升到了戶部侍郎，是「當家」的堂部；俞鴻圖由翰林院侍講，外放為湖北學政。這個差使稱為「學差」，三年一任，只要平平穩穩地做去，三年下來僅是收受秀才的贄敬，便足以償還「京債」而有餘；倘或放到富庶而文風盛的大省，更是「班生此行，無異登仙」。至於貪心不足，受賄讓文武童生進學成為秀才，亦是常有之事，只要不太過分，至多風評不佳，不致於會出「參案」。

　　但俞鴻圖的情形就不同了。湖北亦是大省，所派學政，縱不如江蘇、浙江文風特盛之區，每以二品大員的侍郎或內閣學士充任，至少也要底缺是侍講學士、侍讀學士方夠資格；俞鴻圖以侍講派充湖北學政，恩出格外，而世宗另有打算。

　　他的打算是，俞鴻圖在查嗣庭這一案上，所犯的過失極重，世宗簡直是吃了一個有苦難言的啞巴虧。公然懲處既不可，索性給他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派他出任湖北學政；如果能夠實心任事，且又能夠用學政得以專摺奏事的權力，將湖廣的官吏賢否、政事得失，密密奏報，那就不但可以原宥他在江西的過失，進而還可重用。

　　如果俞鴻圖不明此意，敷衍塞職，那就懲處有名了。因此，在派俞鴻圖為湖北學政的同時，便在湖北巡撫王士俊的密摺中批示，要他留意俞鴻圖在湖北的所作所為。王士俊是田文鏡一路人物，好以訐告博主知，等俞鴻圖到任，第一次「按臨」湖北各府，巡迴歲試生童，尚未回省之前，便臚列證據，舉劾俞鴻圖有賄賣情事。

　　這一下，世宗便決定要殺俞鴻圖了。但不宜出之過遽，因為俞鴻圖之被重用，是舉朝皆知的事，如果剛一重用，便加誅戮，為情理所不容，便會有無數的流言出現；同時，他也可以說還稍存恕道，或者俞鴻圖由於負債太多，急於清償，賄賣之事，偶一為之；完清了「京債」，或許就會奉公守法。因此，密諭王士俊不動聲色，繼續密查密奏。

　　這俞鴻圖利令智昏，不知死期將至，只以為自己在江西出賣查嗣庭，是立了一件大功，因此在湖北大貪特貪，甚至不必王士俊密奏，皇帝在京裏都能找到證據——俞鴻圖經常派他的一個名叫曹楷的家人，將在湖北所得的賄銀，運送到京，交給俞兆晟存放在殷實的典當中生息。

　　到得雍正十一年九月，終於東窗事發了。俞鴻圖贓私纍纍，固屬罪有應得，但上諭中說他「原係查嗣庭案內獲罪之人，朕格外寬宥，復加任使」，不免使得知道當年內幕的人，大為詫異。查嗣庭獲罪的表面原因是，兩場的題目，一題出於《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當下詔命各省督撫保舉人材時，認為此題意存譏刺；另一題出於《孟子》「今茅塞子之心矣」一章，指為「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問」。即令是欲加之罪，畢竟也還要有個說法，至於俞鴻圖出第二場題，並無不妥，且副主考對正主考並無監督之責，如果查嗣庭出題差錯，與俞鴻圖毫不相干。當時明詔免罪，如今卻又說他「原係獲罪之人」，煌煌上諭，前後矛盾，豈非怪事。

　　到得細看上諭，進一步探究，便不免要為俞鴻圖捏一把汗了。上諭中認為俞鴻圖必當「感激黽勉，考校公明，以圖報效」，而竟如此，實出意外，且正當「天下學政澄清之會，俞鴻圖一人，首先犯法，納賄營私，甚屬可惡」。這意思是很明白的，要拿俞鴻圖來開刀，做個殺雞駭猴的榜樣了。

　　結果是「獲罪之人」，加上「首先犯法」，一共八個字，為俞鴻圖帶來了僅次於「凌遲」的苛刑「腰斬」。傳說俞鴻圖處決後，一時不死，以指濡血，連寫七個「慘」字，方始氣絕。這當然是齊東野語，但亦不難想像俞鴻圖死狀之不忍令人目睹。

　　在世宗看，俞鴻圖當年欺君罔上，誤導他入於歧途，大傷他英明的名聲，也摧折了他刻意籠絡士林的苦心，一死尚不足蔽其辜，於是俞鴻圖便「禍延顯考」了。

　　俞兆晟治罪是在雍正十二年三月，刑部以「平日不能教子，家人曹楷來往京中送銀，俞兆晟懵然不覺，應降二級調用」覆奏；世宗勃然震怒，命軍機大臣擬了一道明發上諭，說「俞兆晟向來品行不端，與李維鈞結為姻親，又依附年羹堯門下，皆朕所深知，因伊痛自悔過，辦事尚有才幹，用至戶部侍郎。自怡賢親王仙逝，復萌故智，弊端種種，將王數年苦心整理之成規，任意更張，甚屬可惡。」這便見得當初之重用俞兆晟父子是別有淵源的。

　　接下來又說：「今伊子俞鴻圖納賄婪贓，紊亂學政，非尋常私弊可比，伊有此逆子，豈真一無見聞，而欲脫然事外乎？」然後便是責備刑部堂官：「刑部審理時，只引失察家人子弟之條，希冀從輕完結，大徇情面，著將刑部堂官交都察院嚴察。」

　　刑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都為此案受到申飭。俞兆晟雖不至於死，紗帽當然亦保不住了。

　　「你們想，先帝是這樣子猜疑的性情，又有查橫浦這個例子在那裏，我能不小心嗎？」張廷玉又說：「我當時最有利的一點是，從不捲入黨爭的漩渦，無榮則無辱。這句話，你們千萬要記住。」

　　「是。」汪由敦與張若澄同聲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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