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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奏疏中說：「大學士張廷玉，曆事三朝，遭逢極盛，然晚節當慎，責備恒多。竊聞輿論，勳雲：『張、姚二姓占半部縉紳』，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銀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薦舉，或起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請自今三年內，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轉。」

　　「謹堂，你知道的，這完全是為我而發。姚家從端恪公以後，並無顯宦，何足與我張家相提並論？惡毒的是『姚氏與張氏世婚』這句話，意思是姚家的仕宦，都由於我的提拔。當然，這也是實情；但又何足為奇？」

　　張廷玉所說的「端恪」是桐城姚文然的諡，此人前明兩榜出身，入翰林不足一年，明朝便已亡國；在清朝被薦仍是庶起士，改授禮科給事中，又轉工科，遷兵科，告終養起複後，複補戶科。六科給事中掌封駁，上諭在窒礙難行之處，姚文然侃侃而言；尤其對前明的折辱大臣及士林，深以為非，曾多次力爭，康熙十年，中過狀元的滿洲麻勒吉，在兩江總督任上，因案逮捕，仍舊是鎖拿到京，姚文然上疏抗論，從此定下規制：命官到案，概免鎖系。因此滿漢官員都很佩服他。

　　姚文然不僅尊重體制，尤其注重刑獄，康熙十五年當刑部尚書時，正在修改律例；他認為「刃，殺人一時；例，殺人萬世」，所以主持這件事，非常慎重，反復研討，務求其平。決獄時有所平反，是他最高興的事：有一次是一件疑獄，上疏力爭而不得，回到家長跪自責，認為自己有虧職守。明朝刑罰慘酷，南北鎮撫司如同人間地獄，入清後數數有大臣爭議免除，但直到姚文然當刑部尚書時，方始禁絕。

　　姚文然清介絕俗，深研性命之學，他因為沒有當過外官，所以在民間的名氣，沒有湯斌、陸隴其、于成龍、張伯行等人來得大，但卻是真正的理學醇儒。但他的子孫，並非顯宦，兩子都只是知縣。至於劉統勳所提到的姚孔銀，本身就是雍正十一年的翰林；劉統勳自己也說：「或自科目薦舉，或起襲蔭議敘」，出身不為不正，而且姚氏仕宦，亦僅得十人，就算都出於張廷玉的援引，以他二十年入閣拜相，久掌樞要的經歷來說，亦確是無足為奇的事。

　　「論姚為攻我的陪襯；攻我又是攻他人的陪襯。此人誰何？就是訥公。那才真是尾大不掉，為甚麼呢？」

　　張廷玉細說訥親的家世，他的曾祖父額亦都，比太祖小三歲，在四大從龍元勳中居首。他有十六個兒子，第六子名遏必隆，生女就是聖祖的元後；遏必隆又是世祖顧命四大臣之一。訥親是遏必隆的孫子，家世貴盛無比。當今皇帝居藩時，雖然早為世宗默許為繼統之子，但出身寒微，須引親貴以自重，除了平郡王福彭，從小便親密以外，後來所要籠絡的便是訥親。

　　但訥親一得勢，許多沾親帶故的勳臣之後，亦都位居要津；此輩由蔭襲而來，升騰容易，黜陟卻難；同時訥親意氣驕溢，處事深刻，皇帝對他早就不滿了，所以劉統勳在論張廷玉以後，又論訥親：「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典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召對，屬官奔走恐後，同僚亦爭其鋒，部中議處事件，或輾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之道，請加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減，免曠廢之虞。」

　　「謹堂，」張廷玉談到這裡，忽然說道：「你是吃過訥公的苦頭的。以前大家都不談公事，所以若澄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正好趁今天這個機會，跟他講一講訥公的荒謬。」

　　汪由敦知道，老師即令不能回鄉，從明年起，也會不常入宮，希望張若澄能漸漸大用，他雖亦在內廷行走，但現在的南書房，不是雍正初年的南書房；政事全出於軍機處，老師的意思便是要將樞要之地的種種規制，以及大有出入的關鍵之處，教導張若澄。這是他義不容辭的事；而且他也願意這麼做，因為張若澄如果能擔當得起大事，不僅是報答了老師，而且自己能添一個得力的幫手。

　　但軍機處經緯萬端，一時也談不盡，只好依老師的話，先談訥親，「訥公還不止剛愎自用，說得率直一點，叫做愚而好自用。譬如議覆事件，歷來所奉諭旨，或者成例，有可以兩用的，司官一定兩引，請他去決定，再說得率直一點，就是讓他去『過癮』。他是過了大權在握的癮，事往往就弄糟了。」

　　汪由敦接下來便教導張若澄：「部裡凡百事務，無例不可興，有例不可滅，這是最穩當的辦法。不過，有時候也要看情形不同，不能援用成例，必得另定新章，這一來，就有兩個例並引，可是要說明何以只引一例的道理，才算是好司官。對皇上來說，兩請亦是非萬不得已不可用——」

　　所謂「兩請」是按道理應該這麼辦；但因為有特殊原因，或許在皇帝的意思應該這麼辦，那就只好「兩請」。譬如說，某大臣犯法，按例應處死罪。但此大臣為某妃嬪的親屬，是否可按「八議」中的「議親」這一條，稍從末減？這是顧慮到皇帝想施恩，但不便開口，預為設想。當然，此妃嬪如已失寵，這一「兩請」就一定會受斥責。汪由敦很含蓄地用「識時」二字，指點張若澄「做官要懂行情。」

　　「納公就是不大懂行情，有時候用不著兩請，他也要兩請，皇上就覺得很為難。本來用他是要他來分勞，結果還是要皇上自己來操心，又何必用他。二弟，」汪由敦很懇切地說：「你要知道，兩請由於兩引。所以將來你當堂官，遇到司官兩引的『堂稿』，你一定要問個清楚。照常理兩引之例，往往後勝於前；就因為前引行不通，才創新例。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引新例複引舊例，簡直是不明事理。」

　　「嗯，嗯。我明白了。」張若澄問道：「老爺子說的吃他的苦頭，是怎麼回事？」

　　「當時我承老師栽培，也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早晨，大家一起見面，皇上說甚麼，我也聽清楚了的，要我述旨，當然不會文不對題；可是，訥公『宿衛』的日子，皇上往往在黃昏晚膳以後單獨召見，第二天由他轉述，話說不清楚，擬的上諭當然就不是皇上的意思，非打回來重擬不可。有時一而再，再而三，那苦頭真是吃足了。」

　　「這就是傅中堂比他高明的地方。」張廷玉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求知如此，作事亦是如此，自己估量辦不了，不如薦賢為是。這一點，你也要緊記在心；有時求榮反辱，就因為沒有自知之明之故。」

　　「傅中堂」是指傅恒。訥親出差，傅恒宿衛，亦常有單獨召見的情形，有一次散值時，他跟汪由敦說：「請你慢點走，皇上也許會召見。」

　　及至皇帝召見傅恒，是談修浚運河，傅恒率直陳奏，說他未去過兩邊，運河所經的許多地名記不住，述旨只怕有誤；汪由敦尚在直廬，請賜同時召見。

　　開了這個例，傅恒固然很輕鬆了，皇帝也覺得傅、汪同召，處事迅速順利，是個好辦法。這一來，訥親便更失寵了。

　　「訥公之敗，敗在既無自知之明，又不識時務，更壞的是他愚而好自用，儘管皇上一再告誡，他始終不懂甚麼叫『君子聞過則喜。』因此，就從沒有人敢跟他說一句真話；如果他知道劉延公那一疏是為他而發，急流勇退，就不致於會有今天的下場。」

　　「他還有一個毛病，」張廷玉接著汪由敦的話說：「皇上的話，有時是故意說反了的；有時取瑟而歌，別有弦外之音，他一概不作理會，只從正面去想。謹堂，你道我的話，是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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