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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孝賢皇后三月十一駕崩，過廿七天正好是浴佛節；菩薩都熱得要洗澡了，你想江南初夏黃梅天，長了滿頭的亂髮，怎麼受得了？」

　　「是，說起來是情有可原。」

　　「不過，」汪由敦立即接口，「法無可赦。」

　　阿克敦不作聲，繼續往下看朱批，看到末尾，才知道汪由敦不能不持這種嚴苛態度的道理；因為皇帝認為此事傳聞已久，竟無人舉發，甚至軍機大臣日常見面，亦從未面奏，「其意不過欲為之蒙蔽，以救伊重譴。」汪由敦如果附和「情有可原」，應從末減，豈非恰好坐實了他軍機大臣蒙蔽之罪？

　　「『周學健著大學士高斌，就近拿解來京，交刑部治罪。』」阿克敦念著朱批說：「不知道那天可以到京？」

　　「大概總要半個月。」

　　「好，先輕鬆半個月再說。」

　　「老前輩想輕鬆，恐怕是奢望了。」汪由敦說：「還有件案子在這裡。」

　　「又是剃頭！」阿克敦懶得看這種奏摺，轉眼發現有個名叫彭傳增的司官在，便很客氣地說：「勞駕！請念一念。」

　　「是。」彭傳增接過奏摺，念道：「『奏為自行檢舉違制薙發緣由，並自請處分，恭折仰祈聖鑒事。竊以本年三月十一日——』」

　　「慢，慢！」阿克敦突然想起，「彭老爺是在湖廣司吧？」

　　「是。一直在湖廣司。」

　　刑部跟戶部一樣，以省分司，稱為「清吏司」，戶部的「湖廣清吏司」管兩湖的錢糧；刑部的「湖廣清吏司」管兩湖的刑名。彭傳增在此，那麼這個「自行檢舉違制薙發」的奏摺，自然出於湖廣大吏。阿克敦驀地裡一驚，急急問道：「誰的摺子？」

　　「塞制軍的。」

　　完了！阿克敦在心裡喊得一聲；扶著頭說：「這個天兒真熱！腦袋都快炸了。」

　　「那就歇一歇吧！」汪由敦向彭傳增說：「請你先把摺子收一收，明天再呈堂好了。」

　　「不，不！」阿克敦強打精神，「把摺子留下，我自己來看。」

　　奏摺是湖廣總督塞楞額所上，自陳在孝賢皇后崩後，二十七天即已剃頭，湖北巡撫彭樹葵、湖南巡撫楊錫紱及兩省文武官員，亦複如此。又說：所以違制之故，因為皇后賓天自康熙十三年以來，外省皆不服喪，歷時既久，服制不明，以致誤犯；後經楊錫紱細查舊例，方知應在百日以後，方可薙發，現聽楊錫紱之勸，自行檢舉，請賜處分。

　　這個摺子是經皇帝看過才發下來的；朱批是：「交刑部。」顯然的，如果是「處分」，應交吏部；「交刑部」便是議罪。

　　「謹堂，自行檢舉，是不是可以減一等？」

　　這塞楞額姓瓜爾佳氏，隸正白旗，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是阿克敦的同年至好；汪由敦知道他此時的心境，本來不想表示意見的，說不得也只好替他略為擔待了。

　　「他是滿洲世臣，跟周學健又不同。不過既然自行檢舉，減一等也是說得過去的。」

　　「和甫，」阿克敦問兆惠，「意下如何？」

　　兆惠答得很明確：「斬立決減一等，斬監候。」

　　問了其餘的侍郎，亦都認為以斬監候為適當。於是阿克敦作了裁定：「照此覆奏。到勾決的時候，看他的造化吧！」

　　＊ ＊ ＊

　　第二天皇帝召見軍機，指著刑部的覆奏說：「彭樹葵、楊錫紱之剃頭，雖說順從總督，不過既是封疆，豈有漫無主見，一味附和之理？話雖如此，塞楞額既然已經剃頭，又何怪乎彭樹葵、楊錫紱？這兩個人革職留任。不過其中又有分別，楊錫紱勸塞楞額自行檢舉，與彭樹葵是有分別的。彭樹葵另外處罰修城工，楊錫紱免罰。你們說我這樣處置，公平不公平？」

　　「皇上行法，如鑒之空，如衡之平。」傅恒答說：「一本大公，前後獲罪諸臣，一定心服。」

　　傅恒是故意這樣說，因為他覺得彭樹葵、楊錫紱可以不死，而且仍舊在當巡撫，相形之下，周學健，尤其是金文醇問了死罪，未免冤枉，所以特為提到「前後獲罪諸臣」，意思是提醒皇帝從新考慮。

　　皇帝是早已想到了，「我亦沒有想到，督撫大員中有周學健，則無怪乎有金文醇；更沒有想到，滿洲大臣中有塞楞額，那就無怪乎有周學健了。」他略停一下又說：「論罪名，金文醇己有滿員勸他而不聽，較之周學健為重；但論官職，金文醇較低，還可以減罪。這麼加減調和，兩個人不妨同科，都發交直隸總督那蘇圖，修理城工，效力贖罪。」

　　「是。」

　　「汪由敦。」皇帝指名徵詢：「你覺得我的處置，怎麼樣？」

　　汪由敦不敢贊一詞，只碰著頭說：「皇上聖明。」

　　「現在要談塞楞額了。」皇帝停了一下說：「他在湖廣的官聲不好。現在川陝用兵，兩湖居轉輸樞紐之地，他亦很不得力；我看福州將軍新柱人很明白，可以接塞楞額。不知道他現在走到甚麼地方了？」

　　傅恒無從回答，汪由敦亦茫然不知；軍機大臣吏部尚書陳大受便即答說：「以臣估計，大概剛入河南境界。」

　　「那就趕快寫一道『廷寄』，命他兼程趕到武昌，傳諭塞楞額，這種違制的事，在漢人還可說是冒昧無知，他是滿洲的世家，豈有不知之理？只准帶家丁兩名，星夜來京候旨。在任所所有家產，即由新柱查明，封存具奏。也許塞楞額自己知道，獲罪甚重，家產有預先寄頓隱藏的情形，叫新柱亦要好好查明白。」

　　於是軍機「承旨」寫了一道「廷寄」，由兵部起火牌，派專差南下遞交新柱；另外還有一道「明發上諭」：「湖廣總督塞楞額著即開缺，馳驛來京；遺缺即由新柱署理。」

　　就表面來看，塞楞額彷佛另有任用似地；但汪由敦知道，既已抄家，至少將是充軍的罪名。如果塞楞額在湖北居官不是過貪，任所貲財並不太多，將來猶有複起之望，否則，只怕還有較充軍為重的罪名。

　　他將「廷寄」的內容，私下告訴了阿克敦；同時也談了他的見解。阿克敦深以為然；但卻想不出一個能救同年至好的法子，惟有指望新柱覆奏中，所附查抄塞楞額貲產的清單，只是中人之產。

　　不過新柱的覆奏，除非發交刑部，他是看不到的；此事還是要托汪由敦，只有軍機大臣才能與聞任何機密。汪由敦當然一口應承。

　　＊ ＊ ＊

　　湖廣的折差到京，但卻非遞送新柱的奏摺，而是星夜轉寄來自四川的軍報。大金川用兵，在陝西、湖北各設後路糧台，緊急軍報，為求快速，往往分道各遞，由水路下三峽，經湖廣北上，比較快速，但三峽容易失事；所以另由陸路出漢中，東經山西，自正定入京，這一路雖慢而穩當。倘或水路遇險，仍有陸路專遞的折差到得了京師，不致耽誤大事。

　　這一份軍報是經略大臣大學士訥親所奏；午間到達，由湖北駐京的提塘官到宮門呈遞，內奏事處片刻不敢延擱，即時用黃匣盛了，送往養心殿；未末申初，皇帝就已寓目，傳召傅恒進見。

　　像這樣下午特召傅恒見面的情形，已非一次，都是為了軍情緊急，有所商議；因此，傅恒亦每一次都要通知汪由敦，在軍機處待命，為的是當皇帝指授方略時，有汪由敦在，便可即時擬寫上諭，交原差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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