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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

　　這樣一盤算，立即調動了一筆頭寸，將分銷各處的「黃金儲蓄券」都由他一個人包了；而且發了一個電報出去：「本行承銷黃金儲蓄券悉數售出，特行報備。」沒有幾天，財政部正式公告，調整黃金儲券價格。這個潘經理一念之間，發了一筆大財。

　　消息靈通的人之中，有一個是專為國家銀行印鈔票的大業公司總經理李祖永；這天週末中午餐會，無意之中聽得有關金儲券的一言半語，判斷下星期一就會調高售價。他自己不敢撿這個便宜，將這個情分送了給杜月笙，僕人密語，堅勸杜月笙以一千萬法幣購進五百兩，轉眼之間，可淨賺黃金一百七十兩。

　　一百七十兩黃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熱心，不忍在他頭上潑冷水，便開了一張通商銀行一千萬元的支票交了給李祖永。

　　到得第三天財政部的公告一發佈；那就像賭場裡開了一寶大冷門一樣，頓時轟動；而且很快地謠諑紛傳，說事先消息走漏，有某人某人藉此大獲暴利。佐證是：一向銷路不太好的黃金儲蓄券，在上星期六，銷數突然到達一個高峰。這一下驚動了監察委員，立即展開調查；杜月笙所開的那張一千萬元支票，亦在被查之列。

　　不久，監察院公佈了糾舉書，指摘財政部此次辦理黃金儲蓄券每兩加價一萬元，事先洩漏機密，以致加價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黃金儲蓄券銷數，突然大增；個中必有弊竇，顯而易見。同時列舉加價之前一二日內，大量購券人的九名商號，「杜鏞」二字，赫然在列。

　　這自然是報紙的頭條新聞；而由於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內，更惹人注目，一時茶餘酒後的閒談，莫不以此為話題。杜月笙是名譽心極重的人，身經這種尷尬而又窩囊的醜聞，真如佛頭著糞，萬般無奈；精神上的抑鬱沮喪，為「八一三」以來所未有。

　　當然，監察院既有表示，司法方面不能不問；重慶地方法院檢察處，著手偵查此案。杜月笙既然「榜上有名」，將來起訴，勢必亦在被告之列。他心裡在想，到那時消息傳開來，上海灘上傳一句：「杜先生吃官司哉！」三千年道行，打得精光；勝利以後，還有甚麼臉回上海？因而憂心如焚，形神憔悴；最苦的是，這件事不能託人情，一託人情便見得自己情虛；同時也不能向友好解釋，一解釋揭穿真相，便等於出賣了李祖永，而人家是一片好意；這種江湖上視為「半吊子」的事，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

　　結果是，他自己絕口不提；至親好友亦諱莫如深，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僵局，而就在傳聞偵查終結，即將提起公訴，杜月笙自忖黃鱔修行，化到龍身，而終恐不免又墮泥塗之際，突然出現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那時正是小磯內閣垮臺以後不久。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來通知杜月笙，委員長召見。如其晉見回來，杜月笙的神平安靜了；但對蔣委員長跟他說了些甚麼，一字不提。不過，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國民政府總務局長陳希曾親自送來一本密碼；這表示杜月笙將有遠行，而此行的任務，是可以用這本密碼直接報告蔣委員長的。

　　那麼是到那裡去呢？有人問他，杜月笙搖頭不答。但根據各種跡象，大致可以推斷他是作東南之行；而任務是在策應盟軍在東南沿海登陸。

　　為甚麼推斷是策應盟軍呢？因為一年以前，在麥帥總部情報部門工作的昆丁．羅斯福少校——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的孫子，在美國曾通過「鎢沙大王」李國欽的關係，請杜月笙的一個在美留學的兒子杜維新，出信介紹昆丁．羅斯福給他父親。

　　在重慶見面以後，昆丁．羅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國政府的委任，負責在上海地區策應盟軍反攻的工作。杜月笙很委婉地謝絕了，但答應以盟友的立場，提供情報上的相互便利。當然，這番說法，是征得戴雨農同意的。因為有此一段往事，衡諸當前局勢的發展，所以大家對杜月笙東南之行的任務，有這樣一種猜測。

　　這個猜測是正確的；有些人不說，此為出於戴雨農的策動，這個猜測也是正確的，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戴雨農請示蔣委員長召見杜月笙，別有深意。

　　原來戴雨農與杜月笙締交以後，在為國宣勞方面，始終合作無間；但在私交上卻曾有過波折。為了高宗武事件，杜月笙未讓戴雨農經手，彼此耿耿于懷，戴雨農覺得杜月笙不夠朋友；而杜月笙也覺得不管怎麼說，這件事不讓戴雨農經手，總是傷了朋友的面子，他是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的度量，一直在想，總要為戴雨農好好幫個忙，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

　　偏偏要幫戴雨農的忙就不容易。他的工作，若說要幫忙，個個要幫，那怕窮鄉僻壤，不知天下之大的一個村婦，說不定對他的一樁重要任務，會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不要人幫忙，誰也幫不上忙。但終於有一次，杜月笙幫了他一個大忙。

　　事起於一個有「財神」之號的顯要，與戴雨農發生了嚴重的誤會，有解職聽勘的可能；杜月笙得知其事，神思默運，看准了「財神」是忠厚長者，事雖兇險，卻不難化解；於是一方面安慰戴雨農，表示要在他身上「摜沙蟹」，一方面悄然奔走，運用靈活的手腕，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邏輯的說服力，從中斡旋，結果不但使得誤會渙然冰釋，而且為戴雨農掙得一個十足的面子。

　　這一來便輪到戴雨農覺得欠杜月笙的這個情，非報不可。這一回出了這麼一件窩囊事，戴雨農將心比心，最瞭解杜月笙的心情；今日之情，不是法律問題，不是是非問題，也還不是面子問題，而是要怎麼樣才能使得杜月笙心裡不覺得委屈的問題。

　　於是找到一個機會，在領袖面前，從容進言：大局到了緊要關頭，盟軍一旦在東南登陸，國軍反攻，不能缺少上海社會上多方面的配合；而上海方面的動員，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號召。不過最近他有無妄之災，心情不好，加以天氣又熱，他的健康狀況又差，即使肯去，只怕鼓不起勁來；如果委員長能召見，當面慰勉，杜月笙感恩圖報，賣命都肯的。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沒有人一生處順境；但也沒有人一生都在逆境。安身立命的良方，是懂得加減乘除的道理，行有餘力，多加多乘；遇到該減當除之際，自會有所彌補。若說「杜月笙吃官司」這句話是奇恥大辱，那麼「委員長召見」就是無上光榮；最要緊的是「委員長召見」，正當知道「杜月笙吃官司」將成定局時，這就表示蔣委員長知道他是冤枉的，召見而賦予為國效勞的任務，便等於為他作了洗刷；司法如何處置，無足介懷了。

　　他又在想：以戴雨農相知之深，自然瞭解，照他在抗戰以來的表現，不要說是到東南去策應敵後；那怕讓他假「落水」，真「臥底」，回上海去做「漢奸」，只要戴雨農說一句話：「月笙哥，這件事對國家的關係很大，非你不可。」他也會答一句：「好！雨農兄，格末儂說那能就那能。」既然如此，又何用驚動蔣委員長，特地召見？

　　這一自問，自會恍然，戴雨農是將他的心境體會到至深至微之處，才苦心以這樣的安排。當然，這件事只有心照不宣；事前事後，戴雨農都不能說的。這就是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也就是他一向深認不疑的加減乘除的道理。

　　＊ ＊ ＊

　　為了保密起見，杜月笙是帶著四名隨員、兩名片從，單獨從重慶出發，循川黔公路經綦江、桐梓、遵義而到達貴陽，與戴雨農相會合。

　　在一起的還有「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負責人，海軍準將梅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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