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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

　　因此，宇垣謀和的交涉物件是，中國的財政巨頭孔祥熙；實際上是由池田來的關係，結果為軍部所破壞，宇垣一氣之下，也不跟池田商量，自己親筆寫了辭呈，還有一道彈劾近衛的條文，卷在一起，面遞近衛；而且就在近衛面前，先將彈劾文讀了一遍，問一句：「有無起事！」接著斬釘截鐵地說：「從此刻起，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

　　這是公子哥兒出身的近衛，從未有過的難堪。但他公而忘私，不記這段嫌怨，推薦宇垣出來收拾殘局，亦仍是想到了宇垣與池田的合作，能夠打通孔祥熙的關係，對蔣委員長作出有力的影響。

　　皇道派的人物，近衛推薦了四個人，在「七七事變」初起，擔任「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的香月，以及反對擴大在華戰事，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爾。近衛又建議：如有必要，也就是一定需要現役將官；那麼阿南惟幾，山下奉文亦可起用。

　　這是日本陸軍中聲望最高的兩大將。兩人都有在華作戰的經驗；亦都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立過戰功，山下奉文自馬來半島北部登陸，南下直攻新加坡，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初，依照預定作戰計畫，很精確地以四天時間佔領新加坡。

　　但是，山下奉文是皇道派，他的聲名太盛，正招統制派之忌；所以連同一向以陸軍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幾，都被調為關東軍司令梅津美治節制，在「滿洲國」備邊。雖非「飛鳥盡，良弓藏」，但多少總是投閒置散。

　　及至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間，日本的海軍及航空兵力，已處於明顯的劣勢；大本營設定了守勢的「絕對國防圈」，中西太平洋新幾內亞至澳洲北部的戰備，有強化的必要，於是新組第二方面軍，起用阿南惟幾為司令；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為十四方面軍的司令，擔當防守菲律賓的征途。

　　近衛認為阿南與山下所以能擔負起收拾殘局艱巨，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聲望，可以讓在中國的日軍接受指揮。尤其是山下，他的那個「馬來亞之虎」的外號，予人一個異常殘暴的印象，其實，他比屠殺中國人的谷壽夫、酒井隆，甚至有「統制派別動隊」之稱的松井石根，好得太多。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所有的日本將領中，只有他相信中國是不易被征服的——這一種基於現實而來的瞭解，比梅津美治郎、東條英機、杉山元、岡村寧次等人，由於誤解中國歷史而來的荒謬想法，有天淵之別。

　　梅津一派所瞭解的中國歷史，只看到一種出於多種逆流所彙集的不幸結果；中國曾數次為北方異族入侵，而不得不暫時割起；如遼、金、元、清皆是。「統制派」從這些中國歷史中，自我領受了鼓勵；他們所策動的華北五省獨立，包括的地區，正是遼金的領域；也是五胡十六國及北魏的領域。同時，從北洋政府時代以來，他們認為中國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與軍閥，只要讓他們感受到有堅強的靠山，出現第二個「滿洲國」是不成問題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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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皇昭和對於近衛的陳奏，當然很重視；但是軍部的勢力，積重難返；而西園寺公爵在輔弼昭和的年代，一直強調英國式的政體。所以昭和心以為是，卻不能拿出斷然的決心，作明快的處置。

　　昭和告訴近衛，軍部並非不想求和，但要在打一個大勝仗以後，可以因為取得較好的談判地位。近衛卻為昭和指出：軍部有此想法，由來已久；但在打了一個大勝仗以後，想法馬上改變了。那時如果有人提議謀和，一定為同僚所譏斥。也許軍部是覺悟了，但已經沒有機會了；永不可能再有大勝一仗的機會。

　　因此，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個別召見重臣，垂詢國事，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作用。陸軍中屬於統制派中的死硬派，仍然接受東條的觀點，認為勝敗之數是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尤其是對本土決戰，充滿了信心，以一億鬥志昂揚的日本國民，足以消滅任何登陸的敵軍。對於美國的宣傳，一旦登陸，可以在四周以內擊敗日本說法，東條嗤之以鼻，他說：區區硫磺島之戰，即已花費了美軍四年的時間。

　　【第三部　第十三章　全面求和】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當小磯內閣成立不久，即已開始，關鍵人物是早就參與內閣情報工作的緒方竹虎。

　　他是福岡縣人，出身于早稻田大學；主修政治經濟。畢業後加入《朝日新聞》工作；後來又留學歐美，學成回國仍回《朝日》，當到「專務總主筆」、副社長。由於他的家世、籍貫、經歷，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廣泛的關係。福岡在北九洲島，介乎長州、薩摩之間，與兩派藩閥都拉得上關係；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將，又正是他的福岡小同鄉，話亦可以講得通。

　　他的父親緒方通平是福岡農工銀行界的領袖，以此淵源，獲得財閥的支持，自不在話下。再由於留學歐美，自由主義的味道較濃，與一班因大東亞戰爭而被閒置的政治家如幣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來。當然，最主要的是在 《朝日新聞》服務三十年，使得他能遍識日本各方面有影響的人士，還有各國的許多外交官。在日本社會中，可再也沒有比緒方具有更多更廣泛的人際關係；因此，在東條內閣，他受邀擔任「情報部參與」；小磯內閣成立，更一躍而為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表面上是主持宣傳工作，實際上獲得小磯的支援，軍部的默許，從多方面去尋求結束戰爭的途徑。

　　他所恃的「觸角」，便是朝日新聞社派在國內外各地的記者。日本新聞記者，往往負有政治任務；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與新聞機構結有深厚的關係，如同盟社之掩護近衛，擔當過許多必須保持機密的任務。當多田駿與石原莞爾，決定排除杉山元，間接建議起用板垣征四郎時，作為第五師團長的板垣，正受困于台兒莊，與前線將領的任何聯絡，必須通過軍部，而近衛不願軍部知道他的意圖，結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戰地記者古野伊之助攜著近衛的親筆信，在台兒莊陣地面交板垣，方能將他召回東京。

　　緒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聞》記者秘密擔任；最初是由朝日新聞社經理鈴木文史郎與瑞典駐日公使伯桂接觸，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間，鈴木將這一層關係移交給了外相重光葵。與此同時， 《朝日新聞》駐上海的記者田村真知，回東京時面告緒方竹虎，說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長」繆斌有意作為東京與重慶談和的中間人；而且他也有資格作中間人。

　　於是緒方便告訴小磯，有這樣一條路子，值得一試。小磯認為可疑，因為繆斌是早就由於貪污而為中國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於脫出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淖，不願輕易捨棄這一機會，因而決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學、已列入預備役的陸軍大佐山縣初男到上海，瞭解繆斌的情況。

　　山縣的來意為軍統所獲知，戴笠便設計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業，迂回曲折地供給了山縣許多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指出，繆斌與重慶方面有一種「特殊關係」；並且有重慶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談和的「中間人」，一定能將日本方面的意見「轉達」最高當局，並受到「重視」。

　　接得山縣的報告，小磯頗為興奮，便在閣議中正式提出，透過繆斌直接向重慶謀和的建議。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對，他認為第一、對中國的和平工作，應取得「汪政府」的諒解，必須通過南京到達重慶。第二、繆斌是不足以信任的。當繆斌自江蘇民政廳長任內因案免職時，重光正在上海當總領事，所以對繆斌的劣跡，相當瞭解；所提出的論據是很有力的。

　　此外，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則都表示，鑒於過去的工作事例，對這件事不必寄乙太多的期望。不過態度雖不熱心，亦未像重光那樣極力反對。

　　話雖如此，小磯相信他的同學，過於閣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贊成，未便獨斷獨行，所以改換一個名義，以聽取情報為理由，派緒方安排繆斌作東京之行。

　　繆斌出賣風雲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說的另有一名「中國政府」的特別代表，需要經過他先跟日本最高決策人士接觸以後，才能決定是否可以展開直接談判以外，另有一組工作人員，攜帶專用的電臺，隨同赴日。這也就是使小磯「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別叮囑，這些工作人員及電臺，一定要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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