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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

行動非常簡單容易，只要將呢帽「掉包」，真可說是舉手之勞；但下手之前，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要確定日本人會來；因為跟蹤期間，曾發現有一次只有黃秋嶽一個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黃秋岳戴回去的，應該是他原來的帽子；帽中無物，倒也罷了；如果夾著甚麼東西，一看已不翼而飛，自然知道出了問題，可能立即開溜。 　　其次是必須在黃秋嶽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為日本人先來，黃秋嶽後到，再加上行動人員，掛鉤上就會出現三頂同樣的呢帽，目標過於顯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個日本人，也早在監視之下，知道了他的住處；並掌握了其它必要的資料，總在中午十一點半至十二點之間出發，坐一輛黑色別克汽車。所以行動之前，沿路派出「觀察員」，用電話傳通消息，確實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動。 　　第一次沒有成功，因為黃秋嶽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沒有時間來掉包。第二次差點出問題，帽子已經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變行程，不到國際聯誼社；幸虧行動人員還在，趕緊將黃秋嶽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這天中午黃秋嶽先到；行動人員在那日本人的汽車駛近國際聯誼社減速將停時，才根據守在門外的同僚的暗號，以極敏捷的手法，換走了黃秋嶽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樣在，帽檐內側作襯底的一道皮圈中，夾著一張紙，蠅頭細字寫著好幾條中央最新的決定，一條是國民黨中常會雖決議授權蔣委員長組織大本營，行使海陸空軍的最高統帥權，並統一指揮黨政；但蔣委員長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再一條是政府決定向國際聯盟提出報告，陳述日軍在「七七」、「八一三」開釁的經過，指出日本政府負全責；並要求國際聯盟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加以干涉。此外還有軍政人員預備調動的情況之類。 　　黃秋嶽的筆跡是早就搜集了樣本，細加核對；完全相符。黃秋嶽的罪行，是確鑿無疑的了，但應該如何採取行動，卻大有研究的餘地。 　　當然，若說要依法逮捕，手到擒來，毫不費事；但如果他們授受雙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來一次，進一層瞭解黃秋嶽到底知道了多少機密；出賣了多少機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調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對方對黃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甚麼情報？ 　　但討論到最後，還是認為以及早逮捕黃秋嶽為妥。因為日本人拿回那頂帽子，一看裡面空空如也；很可能會立即跟黃秋嶽聯絡，然後再進一步仔細檢查那頂帽子——雖說已經「做舊」，畢竟有許多特徵是瞞不過所有人的耳目的。等發覺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麼回事？於是，黃秋嶽畏罪自殺；那一來，有多少情報已落入敵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甚麼方法能夠打入中央政府最機密的部門，便都成謎了。 　　於是呈准最高當局，然後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黃秋嶽；由他的供詞中，知道他的兒子亦脫不得干係，一併逮捕。對於封鎖江陰水道的消息，他承認洩漏給敵人，自道寧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長江兩岸生靈。意思是二十幾條日本兵艦及兩千海軍陸戰隊，被封鎖在長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獸之鬥，那時長江兩岸的百姓，就會大遭其殃。 　　這話當然不會有人相信，事實上在當時知道他說這話的人，也沒有幾個。因為整個過程都是極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響民心士氣，同時會引起外交上的麻煩——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本已提出辭呈；七七事變爆發，為了共赴國難，已打消辭意，趕回任所。中日兩國外交關係未斷，黃秋嶽事件如果一公開，等於替日本製造找麻煩的口實，自屬不智。 　　由於罪證確鑿，軍法審判的程式，很快地結束；父子雙雙伏法。熟悉黃秋嶽的人，無不嘆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他的詩、他的筆記，文彩義理，都是第一流的。 　　話雖如此，卻沒有一個人說政府不該判處黃秋嶽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鴻志——他做過段祺瑞「執政」時期的秘書長；「九一八」以後，蔣委員長派吳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陳調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後來的極斯非而路七十六號為公館。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費三萬元；段祺瑞用來分享舊部；梁鴻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鴻志每月的津貼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黃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詩寄託牢騷；這首五言詩：「青山我獨往，白首君同歸；樂天哀天涯，相提並論？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從」甘露之變「中去參詳，」甘露之變「是宰相王涯、我亦銜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禍亦隨；秘書非達官，何事而誅夷？」 　　何以將黃秋岳與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並論？大多莫名其妙。有人指出，要從「甘露之變」中去參詳，「甘露之變」是宰相王涯、李訓謀誅宦官；詐言在金吾廳後面的石榴樹上發現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冊記載：天下升起則甘露降。因此，當權的宦官仇士良，引領皇帝，親臨觀賞。王涯、李訓本埋伏了甲士在那裡，打算盡殺宦官；不料事機不密；為仇士良所發覺，半途引駕回宮；說王涯、李訓謀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宮，王涯、李訓皆被殺，並夷家族。梁鴻志的意思是，日本飛機在八月十五轟炸南京，目標在蔣委員長，決非黃秋岳的本意；猶如王涯本無弒帝之意一樣。至於「誅夷」的「夷」字，是指黃秋岳的兒子而言；梁鴻志可能不知道，黃秋岳的兒子的一條命，是送在他父親手裡。 　　但須磨知道，黃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門關的，自不免內疚於心；所以這一次在中國縱貫南北的旅行，到處打聽黃家還有甚麼人？最後是在北平找到了黃秋岳的弟弟。 　　他對胞兄胞侄的不名譽之死，痛心異常，因此也恨極了日本人；對於須磨的登門造訪，拒而不納。須磨無奈，托人以資助印行黃秋岳的遺作為名，致贈了一筆鉅款；亦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須磨想了卻耿耿於懷的這樁心願，是徹底失敗了。 　　但在公務方面，須磨倒頗有收穫，找到了一些舊關係，為外務省建立了幾條情報路線，其中之一就是繆斌。 　　＊ ＊ ＊ 　　當一九四五年二月初，日皇召見重臣，聽取了近衛的率直陳奏，認為戰事必敗，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則陸軍內部的左傾思想抬頭，將形成可怕的威脅。近衛並且提出了一張「預備役」將官的名單，認為是收拾殘局的理想人選。 　　這張名單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當近衛第一次內閣，在一九三八年夏天，為了想結束在中國的戰事而改組，接受多田駿與石原莞爾的意見，自台兒莊前線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陸相時，宇垣一成亦代廣田弘毅而為外相。宇垣的複起，是出於三井財閥「大番頭」，近衛內閣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薦。統制派之得與財政界的結合，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對垣宇一成的看重；這一次池田推薦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著用宇垣的軍部關係與他在財經方面的影響力，由外交途徑來解決中國的戰事。如果能夠成功，則近衛內閣之後，將是宇垣、池田的聯合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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