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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


  原來日本對汪精衛的基本態度,已經在「五相會議」中作成了決定,他並不是日本唯一願意「合作」的對象;所看中的目標,至少還有一個吳佩孚。同時,日本絕不希望汪精衛組織「統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為原則;北尤重於南,日本「以華北為日、支兩國國防上、經濟上的強度結合地區」。換句話說:始終不脫統制派預定的步驟,先是「滿蒙分離」;繼之吞食華北五省。此外,還有一個原則,不論汪精衛還是吳佩孚組織新中央政府,必須先接受「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

  因此,汪精衛此行要想有具體結果,非得跟陸軍打交道不可。經過影佐奔走,陸相板垣征四郎決定和汪精衛作一次會談。事先,汪精衛提出一個名為「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設顧問;軍事方面的顧問,不限於日本將領,亦可起用德意兩國人;以及日本在佔領區內所接收的中國公私有財產一律發還。

  但在會談時,板垣對這個文件根本不作答覆;反提出好些問題,要汪精衛解答。

  「過去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可否藉此機會作一個清算?」

  板垣是指執政的國民黨;汪精衛以「國民黨元老」自居,理當對所謂「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這句話有所辯解,但他卻是這樣回答:「我贊成。這次組織政府,我準備網羅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人士參加。」

  「臨時和維新兩個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誹謗來促進日華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覺得過意不去。」板垣提議:「可否把臨時政府改為政務委員會,維新政府改為經濟委員會,作為局部處理中日關係事項的機構?」

  「華北政務委員會」原有這樣的組織,汪精衛認為不妨「恢復」;但對「維新政府」改設「經濟委員會」卻不能同意,因為這是「新中央」的命脈。不過他答應將來會延納「維新政府人士」,參加「政府」。

  此外還談到「國旗」問題等等,事實上是細節,有沒有結論,無關宏旨。汪精衛的「希望」未曾獲得日本的答覆,失望異常;與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來,決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繼續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吳佩孚會一次面,看看有沒有藉「合作」來打開困境的機會。

  ***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從北伐成功以後,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園」,保持著「四照堂點兵」時代的編制,設有空頭的「八大處」——參謀、秘書、副官、軍法、軍需、交通、交際、總務共八處;上上下下照舊稱他「大帥」。

  不過雖有「八大處」,無公可辦,未免無聊;為了排遣寂寞與北洋時代有名的親日派陸宗輿,發起組織「紅B字會」,家中各設乩壇,供奉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穌,稱為「五教神位」,經常請神降壇,指點休咎。這樣混到了七七事變,北平淪陷,臨時聯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請兩名「最高顧問」,人選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所賞識的曹汝霖;武的是吳佩孚。

  吳佩孚向持「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總以為他絕不會就此偽組織的「最高顧問」,那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書。

  這個「最高顧問」是有給職,不止於只送有名無實的車馬費。擔任「政委會委員長」的王克敏,定「最高顧問」的月薪為一千元,日本方面認為太少。於是王克敏徵詢曹汝霖的意見,他表示一千元也罷。問到吳佩孚,他說不夠;事實上確是不夠,因為他有「八大處」要開銷。結果是一樣職務,兩樣待遇,曹汝霖一千元;吳佩孚三千。

  不久,發表吳佩孚為「開封綏靖主任」。吳佩孚一生事業最發皇的時候,便是在「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吳佩孚常有老驥伏櫪之歎,想藉此喚其他的回憶,毅然出山,便可拖他下水。他部下的「八大處」,更希望他「移師」開封,就不必每月只領封在紅封袋裏,不論官兵,一律大洋五元的軍餉了。

  只是吳佩孚想練兵、帶兵,恢復他「百世勳名方過半」的未竟事業,這個念頭雖從未斷過;而「漢奸」這個頭銜,到底難以消受,所以一任部下絮聒,只是充耳不聞。

  當然,他也不會公然表示不說就;問題亦就在事變既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每月的接濟,已經斷絕,要靠「最高顧問」三千元的月薪過日子,態度上硬不起來。

  就在這僵持的情勢中,汪精衛從空而降;一下飛機,便被接到鐵獅子胡同一座有名的大第——作為明清兩朝國都的北平,宏敞豪華的「大宅門」不知凡幾;偏偏短時下榻,就會在這一所能引起汪精衛無窮滄桑之感的巨宅,真是冥冥中不可思議的安排。

  這所住宅,曾見諸吳梅村的詩篇:「田家鐵獅歌」;田家指崇禎田貴妃的父親田宏遇;鐵獅正就是鐵獅子胡同命名的由來。田家舊居不知幾度易手,入民國後為顧維鈞所得。中山先生應段祺瑞之邀北上,北洋政府即以顧宅為行館;汪精衛當時是中山先生的隨員,在這裏住過好幾個月,中山先生病歿於此;汪精衛代草的遺囑亦產生於此,但是,遺囑中諄諄教誨,指示後起者所當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精神,在這裏不但蕩然無存;而且正受到最大的侮辱,因為這裏是日本人的「北京城防司令部」;司令是山下奉文少將。

  一方面由於汪精衛本人的要求,希望此行盡可能保持秘密;另一方面是陸軍省特別下令,務必保護汪精衛的安全,因此在天津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指令山下奉文為汪精衛的臨時保護人。山下奉文是日本陸軍的「皇道派」;此派反對擴大事變,主張與重慶直接談和,對於「統制派」打算利用汪精衛作為進一步侵略的工具,頗不以為然;因此,山下奉文以安全為理由,禁止汪精衛外出,用意在限制他的活動。

  鐵獅子胡同與什景花園都在東城,但以山下的禁令,咫尺竟如蓬山。汪精衛無奈,輾轉託趙叔雍去看吳佩孚,希望吳佩孚到山下的司令部來見一面。

  這趙叔雍是江蘇常州人,他的父樣叫趙鳳昌,與張謇是好朋友,趙鳳昌又是張之洞幕府中的紅人,後來為徐世昌所延攬,到過東三省,足跡與交遊俱廣,與吳佩孚亦很熟;趙叔雍以年家子的身分去看吳佩孚,是可以無話不談的。

  趙鳳昌在清末是有名的策士;但趙叔雍筆下雖還不壞,辦事卻很顢頇,更不善詞令,以致於把話說僵了,惹得吳佩孚大為不滿。

  「甚麼話!」這是他失意以後才有的口頭禪,「中國古禮,行客拜坐客;我吳某人雖卑不足道,也斷斷沒有移樽就教之理。何況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我去了叫山下以何禮待我為甚麼話!」

  於是汪精衛再次向山下奉文要求,允許他去什景花園;山下一口拒絕,汪精衛無奈,怏怏南歸,到了上海,仍不死心,親筆寫了一封信,派趙叔雍專程北上面投;信中除了仰慕恭維以外,主要的意思是兩句話:「非恢復和平,無以消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至於希望吳佩孚參加「政府」的意思,卻不便冒昧出口;交代趙叔雍,相機試探。

  鑑於上次任務之未達成,趙叔雍這一回格外小心;呈上書信以後,盛道汪精衛對於吳佩孚的忠義及用兵,傾倒備至,衷心希望有所教益。

  「日本的情形,我很清楚。」吳佩孚說:「從甲午年大敗,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都是隱忍因循,長了日本軍人的驕氣,積漸而有七七事變。平心而論,也不能怪蔣奉化,國運如此,可發一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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