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高陽 > 粉墨春秋 | 上頁 下頁 |
一八七 |
|
何炳賢隨身帶著許多來自大後方各地,對汪精衛的批評,口誅筆伐,嚴於斧鉞;但在「公館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靜氣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黨辦的刊物,叫做《國論週刊》,因為是友黨,認為持論比較客觀,其中有一評論汪精衛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視;說汪精衛是十足地道的舊式文人,凡是中國舊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衛都有。 這些毛病中,最常見的是每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無端,憂喜無常。大庭廣眾之間,儘管大家一團高興,而他可以忽然憂從中來,不勝其飄零淪落之感。同時舊式文人照例有一種誇大狂,儘管所見所知,平常得很,但總自詡為有甚麼獨得之秘,因此目無餘子,可以把別人特別縮小,而把自己特別放大。氣量又狹小,稍不如意,即不勝其悻悻之態。 說得最深刻的是,舊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卻又最喜歡搞政治,因為中國過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舊式文人的胃口。中國文學缺乏邏輯,所以舊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衝勁,卻不長于思考;感覺敏銳,卻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適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衛偏偏無自知之明。 許多人覺得這是切中汪精衛病根的話,但沒有個人敢跟他說;當然也不會拿這篇文章給他看。但因為有這些評論,以及顧孟餘不聞不問,陳公博堅決反對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決定在幹部會議中保持沉默,仔細觀望。 到會的幹部,濟濟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衛的態度很平靜,只說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來發起和平運動;對應該不應該「組府」,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等他說完,周佛海一馬當先,主張「組府」。首先表示,只要問心真是為了國家,就應當不避嫌疑、不擇手段,出而擔當大任。他說重慶亦未嘗沒有人主張和平;而且這種人還不少,不過,他們不敢有所主張,是因為心裏存著一種疑懼,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條件,重慶方面疑慮盡釋,響應和平運動的人,將會風起雲湧。 最後便提到現實問題了。這麼多人從重慶出來,赤手空拳發起和平運動,如果不組織「政權」怎麼辦?周佛海只說安全沒有保障;實際上人人都明白,偏獨安全,連生活都成問題。總不能說老由日本人接濟;那一來更坐實了漢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漢奸」。 其中確確實實也有懷抱天真的想法,為汪精衛的「理想」所感動,不顧「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來從事和平運動的;此時將周佛海的話仔細體味了一下,不由得大為洩氣——事實俱在,搞「和平運動」已變成一種職業;「組府」不過是找個啖飯之地,這跟落草為寇,有甚麼兩樣? 在何炳賢,也發現了一個事先應該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極現實的大問題:要人家停止「組府」可以;「善後問題」不是憑陳公博一句「我來設法補救」可以解決的。也許來自重慶及其他內地的人,還可以「歸隊」;在淪陷區就地招兵買馬這件事怎麼說?如果中止「組府」,由興亞院撥來的「鹽餘」,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陣陣嗷鴻苦,說與哀蟬儻未諳」;光只眼前,縱有「落葉」作薪,奈何無米為炊;汪精衛總不能與「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話雖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何炳賢強調陳公博「國不可分,黨必統一」的原則,以為在抵抗外敵侵略時,國內決不能有分裂的現象;而有光榮革命歷史的「汪先生」,只發表國是主張就儘夠了,決不應該進一步從事於可為舉國所誤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辯才也很來得,而且學過唯物辯證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邏輯,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對方邏輯的圈套,往往越說越擰,全是對方的理。 所以何炳賢唇槍舌劍,奮勇進攻,仍然無濟於事!最後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幹部會議」,只是一次周佛海與何炳賢的辯論會而已。 鎩羽而歸的何炳賢,大為喪氣;陳公博反倒保持著幾分樂觀,他安慰何炳賢說:「不要緊!如果我甚麼都不參加,我想汪先生還不致於一意孤行。」那知道,上海傳來的消息,證明陳公博的想法完全錯了。首先是汪精衛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築路」的滬西愚園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長,貴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當過大夏大學校長,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寧,是上海灘上一大艷聞;愚園路的華廈,便是藏嬌的金屋;汪精衛假此作公館,是由大夏校長傅式說居間而借住,還是借日本人的勢力強加徵用,是一個謎。 傳來的第二個消息,更使得陳公博憂心忡忡,汪精衛終於在五月的最後一天,由上海大場機場搭乘日本陸軍的專機,飛到了橫須賀軍用機場,再改坐汽車,直駛東京。除了已正式擔任日本與汪精衛之間的聯絡人,並正式在上海組織了「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及犬養健以外,還有日本駐華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記,表明這一次汪精衛的東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請。重慶的《中央日報》發表了第一起譴責汪精衛的文章,說他的行為,與敵機空襲時,在地面施放信號無異。 汪精衛自己的隨員,一共五個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一到東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財閥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別墅;唯獨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為由,讓他一個人住在與「古河礦山」企業有關係的製鐵商大谷米太郎的家;這種明顯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脫離汪系的決心。 其實,這時候日本的政治氣候是很清楚的。繼近衛而任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領袖,一直在想執政,但為曾留法十年,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園寺公爵所抑制;直到這一次軍部要推動日德意三國同盟,方始脫穎而出。 平沼的政治資本是陸軍的統制派,其中牽線的是統制派巨頭小磯國昭,七七事變發生後,正任朝鮮軍司令官的小磯國昭,力主擴大;以後陸軍推出設置「興亞院」的計劃,本來預定由小磯去主持;近衛一看不妙,搶先發表指揮金山衛登陸的皇道派要員,柳川平助中將為興亞院總務長官,藉以阻止陸軍推薦小磯。但平沼組閣,小磯一躍而為拓務大臣,成了興亞院的主管機關。 至於蟬聯陸相的板垣,受制於次官東條英機;石原莞爾被逐出參謀本部,在關東軍司令部當副參謀長;七七事變「不擴大派」的多田駿孤掌難鳴。就在這樣的態勢之下,汪精衛仍不肯知難而退;但事實上是騎虎難下。 未與官方接觸以前,首先要「拜碼頭」。汪精衛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深,但有個人不能不拜訪,那就是國父的老友頭山滿。 頭山滿出生於福岡藩士家。明治維新後,屬於所謂「不平的士族」。薩摩系的領袖西鄉隆盛,為了轉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導「征韓論」;但為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所反對,因而引起「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兵敗切腹自殺。不平的士族越發不平,要求開設國會,讓民眾亦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個運動早在「西南戰爭」以前便已流行,倡導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七年首創「愛國公黨」,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個民主政黨。 不久,「愛國公黨」在黨政者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縣另創「立志社」;一時民間政治社團,風起雲湧,由土佐流行至各地;頭山滿與平岡浩太郎所組合的是「向陽社」,後來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導民權;後來漸漸變質,成為一個極右派的組織,主張對韓國及中國擴張;主要的原因是,國會開設以後,玄洋社獲得了北九州的煤礦經營權——民權與特權是極不相容的;玄洋社為了保護他們的特權,便不能不與軍閥勾結。同時煤與鐵是不可分的,煉鋼事業發達,煤礦才能大量開採,煤價亦可提高;而煉鋼事業要發達,就必須多造槍炮;槍炮要有出路,便只有發動侵略,製造戰爭。大倉喜八郎的八幡製鐵所,恰是北九州工業的重鎮;它也正就是頭山滿與大倉喜八郎合作的結晶。 日本人向來喜歡推行「兩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間亦然。頭山與大倉的「國民外交」,殊途而同歸於「大陸政策」,大倉聯絡盛宣懷,頭山則結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為一則由倡導民權而把持特權,自覺無顏見人;二則他必須隱瞞與大倉的關係,亦就是掩護大倉在中國的工作。如果盛宣懷知道大倉喜八郎的夥伴頭山滿是革命黨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讓漢冶萍公司與八幡製鐵所打交道了。 但頭山滿的時代,其實早就結束了;因此對汪精衛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會談,除了獲得了一句「繼承近衛內閣的精神、予以協助」的空頭保證以外,亦別無收穫。 |
學達書庫(xuoda.com)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