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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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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賢隨身帶著許多來自大後方各地，對汪精衛的批評，口誅筆伐，嚴於斧鉞；但在「公館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靜氣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黨辦的刊物，叫做《國論週刊》，因為是友黨，認為持論比較客觀，其中有一評論汪精衛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視；說汪精衛是十足地道的舊式文人，凡是中國舊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衛都有。 這些毛病中，最常見的是每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無端，憂喜無常。大庭廣眾之間，儘管大家一團高興，而他可以忽然憂從中來，不勝其飄零淪落之感。同時舊式文人照例有一種誇大狂，儘管所見所知，平常得很，但總自詡為有甚麼獨得之秘，因此目無餘子，可以把別人特別縮小，而把自己特別放大。氣量又狹小，稍不如意，即不勝其悻悻之態。 說得最深刻的是，舊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卻又最喜歡搞政治，因為中國過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舊式文人的胃口。中國文學缺乏邏輯，所以舊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衝勁，卻不長于思考；感覺敏銳，卻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適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衛偏偏無自知之明。 許多人覺得這是切中汪精衛病根的話，但沒有個人敢跟他說；當然也不會拿這篇文章給他看。但因為有這些評論，以及顧孟餘不聞不問，陳公博堅決反對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決定在幹部會議中保持沉默，仔細觀望。 到會的幹部，濟濟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衛的態度很平靜，只說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來發起和平運動；對應該不應該「組府」，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等他說完，周佛海一馬當先，主張「組府」。首先表示，只要問心真是為了國家，就應當不避嫌疑、不擇手段，出而擔當大任。他說重慶亦未嘗沒有人主張和平；而且這種人還不少，不過，他們不敢有所主張，是因為心裏存著一種疑懼，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條件，重慶方面疑慮盡釋，響應和平運動的人，將會風起雲湧。 最後便提到現實問題了。這麼多人從重慶出來，赤手空拳發起和平運動，如果不組織「政權」怎麼辦？周佛海只說安全沒有保障；實際上人人都明白，偏獨安全，連生活都成問題。總不能說老由日本人接濟；那一來更坐實了漢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漢奸」。 其中確確實實也有懷抱天真的想法，為汪精衛的「理想」所感動，不顧「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來從事和平運動的；此時將周佛海的話仔細體味了一下，不由得大為洩氣——事實俱在，搞「和平運動」已變成一種職業；「組府」不過是找個啖飯之地，這跟落草為寇，有甚麼兩樣？ 在何炳賢，也發現了一個事先應該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極現實的大問題：要人家停止「組府」可以；「善後問題」不是憑陳公博一句「我來設法補救」可以解決的。也許來自重慶及其他內地的人，還可以「歸隊」；在淪陷區就地招兵買馬這件事怎麼說？如果中止「組府」，由興亞院撥來的「鹽餘」，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陣陣嗷鴻苦，說與哀蟬儻未諳」；光只眼前，縱有「落葉」作薪，奈何無米為炊；汪精衛總不能與「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話雖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何炳賢強調陳公博「國不可分，黨必統一」的原則，以為在抵抗外敵侵略時，國內決不能有分裂的現象；而有光榮革命歷史的「汪先生」，只發表國是主張就儘夠了，決不應該進一步從事於可為舉國所誤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辯才也很來得，而且學過唯物辯證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邏輯，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對方邏輯的圈套，往往越說越擰，全是對方的理。 所以何炳賢唇槍舌劍，奮勇進攻，仍然無濟於事！最後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幹部會議」，只是一次周佛海與何炳賢的辯論會而已。 鎩羽而歸的何炳賢，大為喪氣；陳公博反倒保持著幾分樂觀，他安慰何炳賢說：「不要緊！如果我甚麼都不參加，我想汪先生還不致於一意孤行。」那知道，上海傳來的消息，證明陳公博的想法完全錯了。首先是汪精衛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築路」的滬西愚園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長，貴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當過大夏大學校長，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寧，是上海灘上一大艷聞；愚園路的華廈，便是藏嬌的金屋；汪精衛假此作公館，是由大夏校長傅式說居間而借住，還是借日本人的勢力強加徵用，是一個謎。 傳來的第二個消息，更使得陳公博憂心忡忡，汪精衛終於在五月的最後一天，由上海大場機場搭乘日本陸軍的專機，飛到了橫須賀軍用機場，再改坐汽車，直駛東京。除了已正式擔任日本與汪精衛之間的聯絡人，並正式在上海組織了「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及犬養健以外，還有日本駐華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記，表明這一次汪精衛的東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請。重慶的《中央日報》發表了第一起譴責汪精衛的文章，說他的行為，與敵機空襲時，在地面施放信號無異。 汪精衛自己的隨員，一共五個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一到東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財閥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別墅；唯獨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為由，讓他一個人住在與「古河礦山」企業有關係的製鐵商大谷米太郎的家；這種明顯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脫離汪系的決心。 其實，這時候日本的政治氣候是很清楚的。繼近衛而任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領袖，一直在想執政，但為曾留法十年，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園寺公爵所抑制；直到這一次軍部要推動日德意三國同盟，方始脫穎而出。 平沼的政治資本是陸軍的統制派，其中牽線的是統制派巨頭小磯國昭，七七事變發生後，正任朝鮮軍司令官的小磯國昭，力主擴大；以後陸軍推出設置「興亞院」的計劃，本來預定由小磯去主持；近衛一看不妙，搶先發表指揮金山衛登陸的皇道派要員，柳川平助中將為興亞院總務長官，藉以阻止陸軍推薦小磯。但平沼組閣，小磯一躍而為拓務大臣，成了興亞院的主管機關。 至於蟬聯陸相的板垣，受制於次官東條英機；石原莞爾被逐出參謀本部，在關東軍司令部當副參謀長；七七事變「不擴大派」的多田駿孤掌難鳴。就在這樣的態勢之下，汪精衛仍不肯知難而退；但事實上是騎虎難下。 未與官方接觸以前，首先要「拜碼頭」。汪精衛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深，但有個人不能不拜訪，那就是國父的老友頭山滿。 頭山滿出生於福岡藩士家。明治維新後，屬於所謂「不平的士族」。薩摩系的領袖西鄉隆盛，為了轉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導「征韓論」；但為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所反對，因而引起「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兵敗切腹自殺。不平的士族越發不平，要求開設國會，讓民眾亦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個運動早在「西南戰爭」以前便已流行，倡導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七年首創「愛國公黨」，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個民主政黨。 不久，「愛國公黨」在黨政者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縣另創「立志社」；一時民間政治社團，風起雲湧，由土佐流行至各地；頭山滿與平岡浩太郎所組合的是「向陽社」，後來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導民權；後來漸漸變質，成為一個極右派的組織，主張對韓國及中國擴張；主要的原因是，國會開設以後，玄洋社獲得了北九州的煤礦經營權——民權與特權是極不相容的；玄洋社為了保護他們的特權，便不能不與軍閥勾結。同時煤與鐵是不可分的，煉鋼事業發達，煤礦才能大量開採，煤價亦可提高；而煉鋼事業要發達，就必須多造槍炮；槍炮要有出路，便只有發動侵略，製造戰爭。大倉喜八郎的八幡製鐵所，恰是北九州工業的重鎮；它也正就是頭山滿與大倉喜八郎合作的結晶。 日本人向來喜歡推行「兩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間亦然。頭山與大倉的「國民外交」，殊途而同歸於「大陸政策」，大倉聯絡盛宣懷，頭山則結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為一則由倡導民權而把持特權，自覺無顏見人；二則他必須隱瞞與大倉的關係，亦就是掩護大倉在中國的工作。如果盛宣懷知道大倉喜八郎的夥伴頭山滿是革命黨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讓漢冶萍公司與八幡製鐵所打交道了。 但頭山滿的時代，其實早就結束了；因此對汪精衛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會談，除了獲得了一句「繼承近衛內閣的精神、予以協助」的空頭保證以外，亦別無收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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