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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


  談到游歐的話,汪精衛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經開除他的黨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愛到那裏就到那裏,不勞他人關心。

  當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鳴談過好幾次;曾仲鳴很坦率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汪精衛,他唯有無條件服從。不過語氣中隱約透露,這一次的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陳璧君的堅持。而汪精衛之唯其命是從,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嘆口氣,黯然而歸。

  其時政府已有情報,汪精衛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態度。但繼近衛組閣的平沼騏一郎,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一向傾向德國;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對於「日華事變」以及「近衛聲明」,並不太熱心;一切聽任軍部處理。

  軍部的陰謀,在汪精衛脫出重慶,發表艷電,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衛自陷絕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於控制;恰好有近衛內閣總辭這個政變,正好藉以為藉口,將汪精衛乾擱起來。這一擱,搞得汪精衛上不巴天,下不著地,進退失據,痛苦萬分。除了緊催影佐禎昭,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明確積極的措施以外,別無他法。

  影佐聽命於軍部,當然不可能有甚麼個人的主張;只勸汪精衛稍安毋躁。這樣度日如年地過了個把月,汪精衛決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嚴重的交涉。

  所謂「嚴重的交涉」,就是要從日本人那裏得到一個確實的答覆,日、汪合作謀求和平,到底採取甚麼方式?

  事實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樣的疑問。因為汪精衛的話很漂亮,他跟影佐禎昭說:他不離開重慶,無法發表公然主張和平的「艷電」。至於「和平運動計劃,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重慶轉變方向。」他這些論調,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過汪系的兩大將,顧孟餘與陳公博,都在香港,陳公博以醇酒婦人寄託內心的苦悶;顧孟餘自始不聞不問,但據說暗中堅決反對汪精衛的言論,在香港、重慶還有這樣一個傳聞:艷電是林柏生與梅思平擅自發表的。顧孟餘將林柏生找了去,嚴詞詰質;說到激動之處,出手打了他一個嘴巴。照此看來,汪精衛即會想有進一步的行動,亦必然有所顧忌。

  可是,陳璧君的行蹤卻很可疑,頻頻於河內香港之間,表面上彷彿是為了來向陳公博勸駕;骨子裏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觸頻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熱衷於實際行動的。

  介乎行動與非行動之間的高宗武,態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禎昭的一個與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應該避免演變為「反蔣行動」;到後來慢慢有跡象發現,「高宗武路線」的中心不是汪精衛,想由汪過渡,最後促成由蔣委員長出面來主持和平。

  因為有如此紛起的意見在,日本軍部越發覺得等待是比較最聰明的辦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與已正式組成「梅機關」,負責對華中特務活動的影佐禎昭,雖一直在交涉,卻始終並無確切的答覆。

  其時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內之行,送去了汪精衛及隨行人員的護照;汪精衛表示決定赴歐洲。但陳璧君與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動,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放煙幕」,總之重慶方面所得的情報,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決定支持汪精衛組織「新中央」,將由興亞院自掠奪的「鹽餘」款中,按月發出巨額費用,作為活動費用。

  於是,汪精衛身蹈危機,只要走錯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衛的專案小組人員,已經部署停當;如果谷正鼎在三月二十日離去以前,汪精衛有履行他的諾言的誠意表現,自然無事。但汪精衛沒有!於是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河內高郎街的血案發生了。事後傳說:汪精衛的錢都以曾仲鳴的名義,存入法國銀行;被刺以後,他還簽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醫,以致失血過多而死。當然此事的真相已無可究詰。

  東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內總領事的詳細報告,當天就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將汪精衛轉移至「安全地點」。影佐又推薦了一個助手犬養健;他是犬養毅的兒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學。

  於是影佐與犬養租了一艘五千五百噸的貨船「北光丸」,帶了軍醫、憲兵軍曹等等,都化裝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駛海防。此外,日本外務省派了一名書記官矢野征記由香港轉河內,作為影佐與河內總領事的聯絡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時,重慶的《大公報》,登出一則消息,說日本政府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已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這個消息是高宗武所洩露的;別人不知道,有個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卻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陸軍省派至香港,化裝為賣蚊煙香的商人,專門負責與高宗武聯絡。關於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訴了高宗武;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細節,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這一點,即可以證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洩露的。

  高宗武雖不承認,日本方面已經開始懷疑;及至矢野將赴河內,高宗武勸他不要去;此外,他又託人帶了一封信給犬養健,只有一句話:不必與汪精衛會談。因此,從影佐到達河內開始,日本便對高宗武起了戒心了。

  在河內,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領事館。其時外務省已通過同盟通信社的關係,指派他們的「越南特派員」大屋久壽雄,與汪精衛取得聯絡;所以在影佐於四月十八日到達河內的第二天,就見到了汪精衛;同行的還有犬養及矢野,由周隆庠擔任翻譯。

  汪精衛告訴影佐,兩三天以前,鄰屋的三樓搬來一家人家,形蹤可疑,好像是重慶派來的人;越南當局對他個人雖無惡意,不過對政治活動採取封鎖政策。他如留在河內,很難與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聯絡。

  「那麼,」影佐問說:「汪先生的意思想到那裏?」

  「我幾經考慮,認為以上海為宜;此外,則是香港或者廣州。但香港的英國官吏監視極嚴,陳公博、林柏生在那裏無法活動。廣州雖然是中山先生跟我關係最深切的地方,但已為日軍所佔領,如果我去廣州,中國人以為我的和平運動,是在日軍保護之下進行的。至於上海,那裏雖為世界最有名的暗殺之地,但畢竟是我們中國的國土,我願意冒險在上海發表我的和平主張,使全國國民諒解我的愛國誠意。」

  「到了上海,請問汪先生願意住在甚麼地方?」

  「未經日軍佔領的租界上。」汪精衛答說:「周佛海、梅思平已經到了上海,開始工作了。」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離開越南。」影佐問說:「這件事只有請汪先生自己跟越南當局談判。」

  「當然。」汪精衛答說:「我正在研究談判的方式,總以避免刺激越南當局為主。在我想,越南對於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煩惱;如果一旦我想要離開,他們斷無不贊成之理。」

  「再請問汪先生,預備怎麼樣離開?」影佐自動報告:「敝國政府已準備了一條五千噸的貨船,專供汪先生使用。」

  這件事,汪精衛早已知道,他的本意還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說:「謝謝對我的好意,不過我已經租好了一艘法國小船。」

  影佐頗感意外,當即提出警告:「重慶對汪先生已下令通緝,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這艘船的噸位有多大?」

  汪精衛也不知道;回頭問了問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說:「這條法國船是七百六十噸。」影佐更感詫異;犬養和矢野則是相顧驚愕,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謝謝各位的關心!我也知道坐這樣一條小船,非常危險,不過我戰後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會使人發生很大的誤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強調,「安全問題,必須認真考慮。」

  其實,汪精衛又豈能不考慮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辦法,此時才說:「我預備在海防上船以後,一路航行,請你們的船,跟在後面;萬一發生意外,彼此可以用無線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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