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高陽　>　粉墨春秋　|　上頁　下頁
一八二

　　在何炳賢，也發現了一個事先應該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極現實的大問題：要人家停止「組府」可以；「善後問題」不是起陳公博一句「我來設法補救」可以解決的。也許來自重慶及其它內地的人，還可以「歸隊」；在淪陷區就地招兵買馬這件事怎麼說？如果中止「組府」，由興亞院撥來的「鹽餘」，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陣陣嗷鴻苦，說與哀蟬儻未諳」；光隻眼前，縱有「落葉」作薪，奈何無米為炊；汪精衛總不能與「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話雖如此，仍不能作明知豈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何炳賢強調陳公博「國不可分，黨必統一」的原則，以為在抵抗外敵侵略時，國內決不能有分裂的現象；而有光榮革命歷史的的「汪先生」，只發表國是主張就盡夠了，決不應該進一步從事于可為舉國所誤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辯才也很來得，而且學過唯物辯證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邏輯，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對方邏輯的圈套，往往越說越擰，全是對方的理。

　　所以何炳賢唇槍舌劍，奮勇進攻，仍然無濟於事！最後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幹部會議」，只是一次周佛海與何炳賢的辯論會而已。

　　鎩羽而歸的何炳賢，大為喪氣；陳公博反倒保持著幾分樂觀，他安慰何炳賢說：「不要緊！如果我甚麼都不參加，我想汪先生還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傳來的消息，證明陳公博的想法完全錯了。首先是汪精衛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築路」的滬西愚園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長，貴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當過大夏大學校長，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寧，是上海灘上一大豔聞；愚園路的華廈，便是藏嬌的金屋；汪精衛假此作公館，是由大夏校長傅式說居間而借住，還是借日本人的勢力強加徵用，是一個謎。

　　傳來的第二個消息，更使得陳公博憂心忡忡，汪精衛終於在五月的最後一天，由上海大場機場搭乘日本陸軍的專機，飛到了橫須賀軍用機場，再改坐汽車，直駛東京。除了已正式擔任日本與汪精衛之間的聯絡人，並正式在上海組織了「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及犬養健以外，還有日本駐華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記，表明這一次汪精衛的東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請。重慶的 《中央日報》發表了第一起譴責汪精衛的文章，說他的行為，與敵機空襲時，在地面施放信號無異。

　　汪精衛自己的隨員，一共五個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甯、周隆庠。一到東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財閥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別墅；唯獨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為由，讓他一個人住在與「古河礦山」企業有關係的制鐵商大谷米太郎的家；這種明顯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脫離汪系的決心。

　　其實，這時候日本的政治氣候是很清楚的。繼近衛而任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領袖，一直在想執政，但為曾留法十年，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園寺公爵所抑制；直到這一次軍部要推動日德意三國同盟，方始脫穎而出。

　　平沼的政治資本是陸軍的統制派，其中牽線的是統制派巨頭小磯國昭，七七事變發生後，正任朝鮮軍司令官的小磯國昭，力主擴大；以後陸軍推出設置「興亞院」的計畫，本來預定由小磯去主持；近衛一看不妙，搶先發表指揮金山衛登陸的皇道派要員，柳川平助中將為興亞院總務長官，藉以阻止陸軍推薦小磯。但平沼組閣，小磯一躍而為拓務大臣，成了興亞院的主管機關。

　　至於蟬聯陸相的板垣，受制於次官東條英機；石原莞爾被逐出參謀本部，在關東軍司令部當副參謀長；七七事變「不擴大派」的多田駿孤掌難鳴。就在這樣的態勢之下，汪精衛仍不肯知難而退；但事實上是騎虎難下。

　　未與官方接觸以前，首先要「拜碼頭」。汪精衛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深，但有個人不能不拜訪，那就是國父的老友頭山滿。

　　頭山滿出生於福岡藩士家。明治維新後，屬於所謂「不平的士族」。薩摩系的領袖西鄉隆盛，為了轉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宣導「征韓論」；但為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所反對，因而引起「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兵敗切腹自殺。不平的士族越發不平，要求開設國會，讓民眾亦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個運動早在「西南戰爭」以前便已流行，宣導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七年首創「愛國公黨」，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個民主政黨。

　　不久，「愛國公黨」在黨政者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縣另創「立志社」；一時民間政治社團，風起雲湧，由土佐流行至各地；頭山滿與其岡浩太郎所組合的是「向陽社」，後來改名「玄洋社」。初意宣導民權；後來漸漸變質，成為一個極右派的組織，主張對韓國及中國擴張；主要的原因是，國會開設以後，玄洋社獲得了北九洲島的煤礦經營權——民權與特權是極不相容的；玄洋社為了保護他們的特權，便不能不與軍閥勾結。同時煤與鐵是不可分的，煉鋼事業發達，煤礦才能大量開採，煤價亦可提高；而煉鋼事業要發達，就必須多造槍炮；槍炮要有出路，便只有發動侵略，製造戰爭。大倉喜八郎的八幡制鐵所，恰是北九洲島工業的重鎮；它也正就是頭山滿與大倉喜八郎合作的結晶。

　　日本人向來喜歡推行「兩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間亦然。頭山與大倉的「國民外交」，殊途而同歸於「大陸政策」，大倉聯絡盛宣懷，頭山則結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為一則由宣導民權而把持特權，自覺無顏見人；二則他必須隱瞞與大倉的關係，亦就是掩護大倉在中國的工作。如果盛宣懷知道大倉喜八郎的夥伴頭山滿是革命黨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讓漢冶萍公司與八幡制鐵所打交道了。

　　但頭山滿的時代，其實早就結束了；因此對汪精衛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會談，除了獲得了一句「繼承近衛內閣的精神、予以協助」的空頭保證以外，亦別無收穫。

　　原來日本對汪精衛的基本態度，已經在「五相會議」中作成了決定，他並不是日本唯一願意「合作」的對象；所看中的目標，至少還有一個吳佩孚。同時，日本絕不希望汪精衛組織「統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為原則；北尤重于南，日本「以華北為日、支兩國國防上、經濟上的強度結合地區」。換句話說：始終不脫統制派預定的步驟，先是「滿蒙分離」；繼之吞食華北五省。此外，還有一個原則，不論汪精衛還是吳佩孚組織新中央政府，必須先接受「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

　　因此，汪精衛此行要想有具體結果，非得跟陸軍打交道不可。經過影佐奔走，陸相板垣征四郎決定和汪精衛作一次會談。事先，汪精衛提出一個名為「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希望」的檔，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設顧問；軍事方面的顧問，不限於日本將領，亦可起用德意兩國人；以及日本在佔領區內所接收的中國公私有財產一律發還。

　　但在會談時，板垣對這個檔根本不作答覆；反提出好些問題，要汪精衛解答。

　　「過去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可否藉此機會作一個清算？」

　　板垣是指執政的國民黨；汪精衛以「國民黨元老」自居，理當對所謂「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這句話有所辯解，但他卻是這樣回答：「我贊成。這次組織政府，我準備網羅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及無党無派人士參加。」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