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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

　　「唉！」陳公博痛苦地說：「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間顯得困惑萬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憶往事，都不願打擾他，靜悄悄地銜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陳述。

　　「擴大會議失敗以後，我到歐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廣州有非常會議的召集，我就沒有過問。到了九月裡，我有一個打算，想試試進行黨的團結。坐船回來，經過錫蘭界倫堡，聽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我記得當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膽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這可以想見我當時的心。」

　　「團結亦不容易。眾議紛紜、從何做起。」

　　「從自己做起。」陳公博接口說道：「從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後，我對實際政治從來不批評；對於黨也從不表示意見。老實說，我不是沒有批評、沒有意見；只覺得多一種意見，就多一種糾紛。再說，我要想想我的意見，是不是絕對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絕對的好，不必說；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說。我只有一心願：黨萬萬不可分裂；蔣先生跟汪先生千萬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這一次的責任——」有人含蓄地沒有再說下去。

　　陳公博此時亦不願先分辨責任；管自己說下去：「求黨的團結，不但在我實業部四年如此；離開實業部仍然如此。我記得實業部卸任以後，張岳軍先生承蔣先生之命來徵求我同意，出使義大利，我堅辭不就。為甚麼呢？老母在堂，不忍遠遊，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汪先生出國治療，我再奉使遠方，一定會有謠言發生。黨內一有謠言，結果有時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決心，不離南京，一直到八一三為止。」

　　「不過，」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車到上海；星期天夜車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陳公博笑而不答；然後臉色又轉為嚴肅，「去年在漢口，黨的統一呼聲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辭修到德明飯店來看我；辭修很率直，他說：『過去黨的糾紛，我們三個人都應該負責任。』我笑著回答：『在民國廿一年以前，可以說我應該負兩分責任；廿一年以後，我絕不負任何責任。』立夫同意我的話。就是那兩分責任，現在回想，也有點不可思議。」

　　「請舉例以明之。」

　　陳公博沉思了好一會才開口：「我無意指出誰要負主要責任，不過每次糾紛，我都不是居於發動的地位；而每一次都變成首要分子，彷佛魏延，生來就有反骨。事實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變，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寧漢分立，我在南昌主張國府和總司令部都遷漢口；因為當時我確實知道，共黨並沒有多大力量，心想國府和總司令部同時遷到漢口，這樣的聲勢，何難將共產鎮壓下去？那裡知道，後來畢竟引起寧漢分立。」

　　「那麼，擴大會議呢？」

　　「我在《革命評論》停刊以後，到了歐洲，本想作久居之計；後來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國，結果搞出張向華跟桂系合作的『張桂軍』事件和擴大會議。」陳公博皺眉搖頭，

　　「實在不可思議。」

　　「可是，」有人提醒他說：「這一次汪夫人勸駕的意思亦很切。」

　　「我決不會去！所以請炳賢兄代表。」

　　「其實，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賢說：「剛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詞，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說盡了嗎？」

　　「未也！」言先生接口說道：「我剛才還沒有講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詞改過了。上半闋改了兩個字；下半闋改了結尾三句。」

　　「怎麼改法？」陳公博急急問道：「快說！快說！」

　　「前半闋中『猶作留連意』，改為『無限留連意』；下半闋結尾三句：『只極目煙蕪，寒蛩夜月，愁秣陵』，改為『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聽言先生念完，座客臉上都似罩了一層嚴霜；最後是陳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來，汪先生一定要組府了！此刻我們不盡最後的努力，將來會懊悔。」

　　「這『最後的努力』是甚麼？」

　　「分兩部分。」陳公博說：「炳賢兄，請你無論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組府』；其餘善後問題，我再設法挽救。」

　　「恐怕很難。」何炳賢愁眉苦臉地。

　　「不但難，」有人提出警告，「也許會被汪夫人硬拖住，『歲暮天寒、冰霜追逐』。」

　　「這你請放心。」何炳賢顯得很有把握地，「別說『歲暮天寒』，那怕『春暖花開』也沒有用。落葉是落葉，落花是落花；『蕭條異代不同時』，湊不到一起的。」

　　＊ ＊ ＊

　　何炳賢隨身帶著許多來自大後方各地，對汪精衛的批評，口誅筆伐，嚴於斧鉞；但在「公館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靜氣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党辦的刊物，叫做《國論週刊》，因為是友党，認為持論比較客觀，其中有一評論汪精衛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視；說汪精衛是十足地道的舊式文人，凡是中國舊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衛都有。

　　這些毛病中，最常見的是每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無端，憂喜無常。大庭廣眾之間，儘管大家一團高興，而他可以忽然憂從中來，不勝其飄零淪落之感。同時舊式文人照例有一種誇大狂，儘管所見所知，平常得很，但總自詡為有甚麼獨得之秘，因此目無餘子，可以把別人特別縮小，而把自己特別放大。氣量又狹小，稍不如意，即不勝起悻悻之態。

　　說得最深刻的是，舊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卻又最喜歡搞政治，因為中國過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舊式文人的胃口。中國文學缺乏邏輯，所以舊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衝勁，卻不長於思考；感覺敏銳，卻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適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衛偏偏無自知之明。

　　許多人覺得這是切中汪精衛病根的話，但沒有個人敢跟他說；當然也不會拿這篇文章給他看。但因為有這些評論，以及顧孟余不聞不問，陳公博堅決反對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決定在幹部會議中保持沉默，仔細觀望。

　　到會的幹部，濟濟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衛的態度很平靜，只說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來發起和平運動；對應該不應該「組府」，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等他說完，周佛海一馬當先，主張「組府」。首先表示，只要問心真是為了國家，就應當不避嫌疑、不擇手段，出而擔當大任。他說重慶亦未嘗沒有人主張和平；而且這種人還不少，不過，他們不敢有所主張，是因為心裡存著一種疑懼，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條件，重慶方面疑慮盡釋，響應和平運動的人，將會風起雲湧。

　　最後便提到現實問題了。這麼多人從重慶出來，赤手空拳發起和平運動，如果不組織「政權」怎麼辦？周佛海只說安全沒有保障；實際上人人都明白，偏獨安全，連生活都成問題。總不能說老由日本人接濟；那一來更坐實了漢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漢奸」。

　　其中確確實實也有懷抱天真的想法，為汪精衛的「理想」所感動，不顧「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來從事和平運動的；此時將周佛海的話仔細體味了一下，不由得大為洩氣——事實俱在，搞「和平運動」已變成一種職業；「組府」不過是找個啖飯之地，這跟落草為寇，有甚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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