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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

　　這個意外的變化，為汪精衛帶來了極大的難題；他跟陳璧君、曾仲鳴關起門來反復商量，終於決定冒險也得走！因為事機非常緊迫了，如果他打電話給彭學沛預留機位一事；或者陳公博如約徑飛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動，在在可使密謀敗露。再一次失信于東京，整個計畫也就完蛋了。

　　於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要作演講為藉口，在班機起飛之前三分鐘，到達機場，除了汪精衛，只有陳璧君與曾仲鳴；行李亦很簡單。汽車直接開到機艙門口，昂然登機——當時為防敵機襲擊，政府所預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連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機場的保密人員，一看是汪精衛，自然也不敢阻止。就這樣輕易地飛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飛機，便知不妙。原來當陳璧君決定接受日本的意願以後，便隻身飛往昆明去活動；由於昆明與法屬安南接界，所以雲南的法國留學生很多。而雲南的主政者，不論是誰，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毫無例外地，傾向法國。這樣，龍雲以次的雲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線上接近曾久居法國的汪精衛，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動的結果，十分順利；汪精衛兩次的行期，都曾預先通知龍雲。只要他一到昆明，龍雲立即發表「反蔣擁汪」的通電；而且估計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亦極可能回應。但就在第一次沒有走成，到第二次終於走成的十天之間，龍雲經過仔細算計，認為追隨汪精衛行動，是件「前程有限，後患無窮」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興亞院」於十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充分顯示了日本軍閥以殖民地看待淪陷區；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舉。

　　龍雲的變卦，當然不必預先告知汪精衛；同時，汪精衛的自重慶脫出的時機，以蔣委員長何時出巡而定，既然西安之行，延期兩天，在龍雲看，汪精衛就絕不敢悄然潛行，所以根本未到機場去迎接。

　　這一來使得陳璧君大為緊張！以汪精衛的地位以達昆明，竟冷冷清清地沒有地方要員去接機；再遲鈍的人也會在心裡浮起一個問號，這是怎麼回事？

　　幸而雲南省政府經常派得有交際人員，在機場送往迎來；一見這位不速之客，上前致禮，一面打電話報告龍雲；一面派一輛汽車將汪精衛一行三人，接到賓館。剛剛坐定，龍雲派了代表來了。

　　代表是龍雲同父異母的弟弟盧漢。首先為龍雲致歉，說是因為抱病，未能到機場迎接；然後代達了龍雲的意思；汪精衛最好趕緊回重慶！

　　汪精衛夫婦一愣；然後表示，希望跟龍雲見一次面。盧漢以醫生叮囑，必須絕對靜養作為托詞，婉言謝絕了汪精衛的要求。同時暗示，對於汪精衛一行的安全，恐怕很難負責。

　　這一來，汪精衛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最使人擔心的是，陳公博竟然未到。不過，汪精衛夫婦深知龍雲還不致於出賣他們；只是昆明為當時唯一的「國門」，中央情報人員在昆明的很多，時間稍久，紙包不住火，等軍統或者中統的人一登門拜訪，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衛作了一個決定，儘快離開昆明；目的地當然是河內。好在用曾仲鳴的名義，有六筆款子存在法國銀行；到得河內，即或一時跟日本方面接不上頭，潛隱個一年半載，生活亦不成問題。

　　於是十二月十九晚上，汪精衛夫婦及曾仲鳴，悄然踏上滇越路的火車；當然，這是獲得龍雲暗中協助的。第二天，蔣委員長專機飛西安；陳公博先因氣候不好，未能成行，這天也趕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後挽留汪精衛的機會。

　　也就是這一天，重慶才漸漸傳出消息，說汪精衛夫婦已秘密離開重慶，行蹤不明；汪系的政要，奔相走告，黯然失色，但連最接近汪精衛的甘乃光都莫測高深，推測是為了共產黨問題，跟蔣委員長發生意見上的衝突。

　　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當然知道汪精衛是去了昆明，但目的何在；今後動向如何，他亦莫名其妙。

　　再下一天，十二月二十一日，美專校街十七號汪公館常客中，關係尤其密切的少數人，終於獲得了比較確實的消息；汪精衛的侄子汪彥慈，分別用電話把他們約了去，說汪精衛是在昆明；汪公館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將接踵而去。至於汪精衛出走的原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樣。此外重慶行營秘書羅君強，更特別強調這一點，他說：「蔣先生最近要寫一起有關國民黨根本理論的文章，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請汪先生執筆。汪先生不肯，這就是兩人意見參商的一例。」事實上這是羅君強造謠放煙幕；他當然知道汪精衛的出走，並非由於反共。

　　平時第三次近衛聲明，已配合汪精衛的行蹤，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但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聲明與汪精衛有甚麼關係。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報紙終於發佈了消息，說汪精衛旅行昆明，舊疾復發，已赴河內就醫，一時不能回渝。這一下，整個重慶便都在談論汪精衛了。

　　彼此傳聞印證，有幾件小事可以確定汪精衛的出走，是早有預謀的，一件是十二月初，汪公館就將用了好多年，由南京跟到漢口，再跟到重慶的女傭遣散了；一件是汪精衛的若干政治路線不同，但常有來往的熟人，在這一個多月中，曾經在個別不同的時機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衛親筆簽名的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尋味：十二月十二，重慶行營舉行紀念周，由林主席親自主持，才到重慶只有四天的蔣委員長發表演講，異常誠懇動人，以致當場有人痛哭失聲。及至快散會時，汪精衛亦趕來聽講，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嗶嘰中山裝；汪精衛只著西裝或長袍，從未穿過中山裝，所以他這天的一身打扮，使人留下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也許這就是他的目的。

　　當然，蔣委員長已知道汪精衛在幹甚麼。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於陝西武功旅次，接到龍雲報告汪精衛行蹤的密電，隨即折返重慶，決定給汪精衛一個懸崖勒馬的機會，所以不說破真相；不過在十二月二十五西安事變脫險紀念日，蔣委員長設宴招待中央委員，即席作了一篇極精采的演說。

　　蔣委員長說：宋明亡國，亡的不過是朝代，並非民族。元朝、清朝以非漢族人主中華，最後為漢族所同化。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戰勝敵人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宋、明兩朝的軍事和經濟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餘，但到頭來還是亡國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少數當國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脅，以致雖有兵而不能用，雖有抵抗的潛力而不能發揮。這些歷史上的教訓，在此時此地，尤當記取。

　　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並無朝代之可亡。我們的精神如果能夠不受敵人威脅，就一定可以發揮潛在而深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長期抗戰，求得最後勝利。

　　顯然的，這番話是針對汪精衛而發。在座的人，對「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並無朝代之可亡」這句話，感受特別深切；因為屈服於日本，並不是改朝換代，在歷史上只是一時的興廢。日本是真正的異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非「五胡」可比；亡于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會漢化；那就真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了。

　　此外聽到蔣委員長這番演講的人，也都還有這樣的一個感覺，他只是指出汪精衛的思想錯誤，替他可惜而並無責備之意；當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輿論卻不似蔣委員長那樣寬宏，批評一天比一天嚴厲， 《新華日報》尤其尖銳，共產黨的同路人也大為憤怒，有個共產黨的週邊組織「人民陣線」開會聲討，有人報告，說汪精衛已到了上海，日本軍隊以一百零八響禮炮歡迎。這自是馬路傳聞，但離事情實質卻是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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