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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

【第三部　第九章　長沙浩劫】 　　不爭氣的就在一個星期以前，長沙發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主意，如果日軍進攻，採取「焦土戰術」，燒光長沙再撤退。根據計畫，將士兵編成了三人一組的無數「放火隊」，如見市內起火，一起對重要目標動手。十一月十二日那天，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放火隊」以為是信號到了，紛紛縱火，事先既無疏導措施，軍警之間的聯繫又不夠；大火燒到天亮，長沙成了一座空城。 　　四天以後蔣委員長由設在南嶽的統帥部，到長沙慰問居民，目擊心傷，忍不住墮淚；想設一個茶會招待留在長沙的外僑，哪知道連茶葉都買不到。 　　當然，這件案子是非嚴辦不可的。長沙警備司令，「復興社」的中堅分子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判處死刑。張治中卻不知是何神通，竟得無事。於是出現了抗戰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張治中」三字的諧聯：「治積何存？兩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是：「張惶失措」。 　　長沙大火案，在當時對民心士氣的打擊，確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內心中，因此而有一個問號，這樣愚蠢不負責任的將領帶兵，能打勝仗嗎？尤其是為此案而特組的高等軍法審判庭，「三堂會審」以後，對罪魁禍首的張治中，僅不過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職留任，責成善後」的行政處分，令人誤以為原來軍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觀念，興起無限的悲憤與失望。 　　當然，延安趁此機會作了振振有詞的抨擊。而汪精衛亦資以為口實，大作文章，字裡行間起有這樣一種意味：「你們看，照這樣的情形，還能打；還不該談和嗎？」這種語氣，自然是能打動人心的；問題是，即使沒有長沙大火案，汪精衛在陳璧君的全力主張之下，脫離重慶另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權」，亦已成為定局。 　　成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為十一月三十日——重光堂會談以後，雙方人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報司的科長，擔任正式通譯的周隆庠經香港飛往重慶；影佐禎昭及今井武夫，則徑返東京，帶去三個書面檔；一個口頭協議。 　　三個檔以《日華協定紀錄》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締結「日華防共協議」；承認「滿洲國」；以及承認在「經濟提攜」方面，日本有優先權等等，都包括在內。唯一可使「新中央政權」自炫為成就的「日本於兩年以內撤兵」這一條，軍部一看就把它塗掉了。 　　口頭協議是由紙上作業化為具體行動的步驟，首先是日汪雙方認可《日華協定紀錄》；然後，汪精衛於十二月五日前後發表離開重慶，到達昆明，此時日本政府應該發表一個聲明，汪精衛緊接著通電回應，與國民政府斷絕關係，並要求國民支持他的「和平運動」。此外還帶回去一個樂觀的估計，在中國的黨政要人中，極可能還有幾個人，追隨汪精衛的行動；包括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內。 　　這些檔與協議，經過軍部及內閣五相會議研究以後，作成一個《日支關係調整方針》的檔，提經十一月三十日所召開的御前會議裁定，立即就進入行動階段了。 　　在汪精衛這方面，十二月二日由高宗武通知東京，汪精衛已承認《上海協定》——《日華協定紀錄》；預定十二月十日到達昆明，隨即取道河內，轉飛香港。過了四五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義顯接頭，說汪精衛可能由昆明直飛香港；也可能一到香港就會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護」。現任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不太熟識；希望能在十二月十日以前，調派熟悉中國情況，並為汪精衛所相熟的，外務省調查部長田尻愛義，接替中村豐一。 　　當時繼宇垣一成為外相的是，曾任駐華公使而升格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對這個西義顯轉過來的要求，相當興奮，親自安排將在休養中的田尻愛義自河原溫泉召回東京，由陸軍派專機飛往廣州；換乘炮艦於十二月十日到達香港履新。但是，汪精衛卻還留在重慶。 　　原來汪精衛從重慶脫走，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在蔣委員長不在重慶的時候；當時根據「南嶽軍事會議」的決定，開始部署第二時期的抗日戰爭。蔣委員長認為日軍利於速戰速決，現在經過中國十八個月的堅忍不屈，敵人「驅兵深入」，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地步；上駟亦成下駟。加以日軍進入長江上游地區，進入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掛形」與「險刑」之地，正是依照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後一方面要誘敵深入，相機殲滅；一方面更要在敵後展開大規模的遊擊活動。因此，他在南嶽軍事會議結束後，即由衡陽轉桂林，指揮設置行營。策劃華南的抗日戰爭，預計總要十二月十日以後，才能回到重慶； 哪知蔣委員長由於桂林的工作順利，十二月七日飛回重慶。這一下，自然是將汪精衛鎮懾住了。 　　接到汪精衛延期脫出重慶的報告，近衛大感狼狽。因為這件事已經上奏昭和；同時為了配合汪精衛的行動，而又要掩飾預先勾結的痕跡，近衛預定發表的第三次聲明，不經由記者招待會，而用在「大阪公會堂」發表演說的方式去透露。由於汪精衛的臨事中變，對於昭和無法交代；「大阪公會堂」的演說亦無法發表，豈不得已只好裝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時托宮內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釋。 　　這只是應付了眼前的窘境，對於汪精衛究竟能不能如雙方約定那樣，順利展開行動？近衛深恐受騙；有田的信心亦大為動搖。這件事，在日本高層政治圈內，知道的人並不算少；如果鬧出一場笑話，不僅顏面有關，而且極可能爆發倒閣的風潮；所以近衛在那幾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慶，蔣委員長召集黨政兩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則日本決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決心。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中，汪精衛不敢公然談和，不過他的詞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見仁見智可作多樣解釋；他說：「敵國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爭；我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意思是，如果我國肯結束戰爭，困難即可解除；同時由於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難，因而可以爭取到比較有利的條件。但從另一方面看，亦可說只要我國能設法支持戰爭，則日本的困難即無法解除，終必拖垮敵人而後已。由於這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的兩句話，更使得日本外務省的「專家」，大起警惕，認為汪精衛可能是跟蔣委員長在「唱雙簧」，愚弄日本，行一條緩兵之計。 　　到了十二月十四日，近衛接到通知，汪精衛決定在十八日那天，脫出重慶；據說，這一次一定不會變卦了。 　　＊ ＊ ＊ 　　決定十二月十八日這個日子，是不難理解的，第一、蔣委員長定在這一天飛到西安去主持軍事會議；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機關休假，聯繫一定不夠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脫逃。所以汪精衛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務必於十八日趕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汪精衛親自打電話給交通部次長彭學沛，要他預留幾個最近飛往昆明客機的座位，彭學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屬於汪系，自然唯唯稱是；立刻通知歐亞公司照辦，而且將機票送到了汪公館。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豈不好，蔣委員長決定延期兩天飛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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