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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決非偶然，而是出於精心的設計；因為宇垣以「倒蔣」出名，但其它中國政府的要人，則頗多為宇垣的舊識。是故，打出宇垣這張牌，在一般的感覺上，便有「日支終必和平；但蔣介石不會再成為中國領袖」的印象。

　　石原的謀略最深刻之處，便在不獨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象；同時要使中國的政府，亦能產生這樣的誤解——汪精衛、周佛海便是有此誤解，怦怦心動，鑽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於石原謀略的具體手段，是建立一個「內閣中的內閣」，由首相及陸、海、外務、大藏四大臣，組織「五相會議」，作為「最高國策研討機關」，六月十日成立，在一個半月中開了四次會議，制訂了「今後支那事件指導方針」；「因應時間的對支謀略」；「支那政權內面指導大綱」三個檔。

　　「指導方針」是「集中國力於一九三八年內達成戰爭目的」。如何「達成」，就要看「對支謀略」了。

　　「謀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國「中央政府崩壞，蔣介石下臺」。主要的手段一共六項；尤其重要的三項是：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釀成「新中央政權」的機運；利用並操縱「反蔣實力派」，在敵中樹立「反蔣、反共、反戰政府」；促使中國法幣制度崩潰，取得中國在外財產，從財政上去徹底擊敗中國。

　　至於第三個檔，所謂「支那政權」是指日本炮製的「新中央政權」而言；既有「內面指導」，則此「新中央政權」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過宇垣雖建議請孔祥熙赴日本會談，但以孔祥熙對國家的紀錄，及與蔣委員長的親密關係，絕不可能期望他能為「新中央政權」的領導者；而且亦難望與孔祥熙的談判中，獲致如何有利於日本的和平條件。因此，雖然喬輔之與中村豐一第二次在香港會談，大致已達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長期談判的結論；但板垣一變初衷，認為這樣的談判，並無好處，便趁近衛請假休養的機會，利用「帷幄上奏權」，謁見昭和後，接見外國記者，發表「倒蔣」的聲明，接著進一步表明了強硬的態度，明白反對宇垣的外交方針。石原的謀略，遭到嚴重的挫折；同時這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親密搭檔，亦就此分道揚鑣了。

　　促使板垣態度變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找到了一個「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衛。他早就在唱「低調」了；當「宇垣工作」剛開始時，想去說明蔣委員長，放棄「抗戰到底」的決心——那天蔣委員長因為重感冒，必須臥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見汪精衛。

　　慰問了病況以後，汪精衛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長於詞令見稱，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冷場的局面，當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難於措詞的話在考慮。蔣委員長雖在發高燒，卻是神智湛明；見此光景，便從床頭櫃上拿起一杯白開水，喝一大口，舒口氣說：「如果我們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條件，將來喝口水都不會有自由。」

　　汪精衛默默不答；敷衍了一會，告辭離去；他已知道蔣委員長的決心是決不可動搖的，與日本談和的話，不必再提。但日本方面積極「引誘」的手段，終不免使他「春心蕩漾」了。

　　就在板垣發表強硬聲明，亦就是「蘆溝橋事變」將屆周年的前兩天，近衛銷假視事；同時昭和分別召見了板垣、宇垣、近衛及參謀總長閑院宮親王，決定了扶植汪精衛的路線。平時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橫濱；由於扶植汪精衛的路線已經確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禎昭的引見，與近衛及板垣會談。他要求近衛親筆寫一封「日本政府願以汪精衛為和平運動中心」的保證函；這是國際交涉慣例絕不容許的事，結果改由陸相板垣出了這樣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這條路線，還是表面的；另外有條秘密路線，由石原親自領導，出面執行的則是參謀本部情報課的中國班長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閣前的四月間，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觸，那是典型的特務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談，赤裸裸地提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計畫。但梅思平知道汪精衛多少還有點「頭巾氣」，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觸的結果，報知汪精衛的只是比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陳璧君一個人知道。

　　當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這條路線能夠成功，也就是一反近衛的第一次聲明，以蔣委員長為對手，談成「中日和平」。但一方面鑒於蔣委員長的意志堅決；另一方面發覺高宗武並不如梅思平那樣純粹以擁汪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精衛為過渡，影響蔣委員長，改變政策，願意談和，所以起初雖是擅自行動，未經政府許可，秘密赴日，但回國以後，整理出 《東渡日記》、《在東會談紀錄》、《個人觀感》三個檔，函呈駐節漢口的蔣委員長，並特別陳明：「倘有可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越之罪于萬一。」在日本軍部看來，高宗武便是相當危險的人物，因為跟汪精衛的秘密交涉，蔣委員長都會知道；從此對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時也決定了加緊利用秘密路線的原則。

　　由於對這條秘密路線，深具用心，因而以統制派為主的對華事變擴大派，採取了兩項重大行動：對外是加速進行對武漢的攻擊，由東久邇穩彥中將的第二軍，及岡村寧次的第一軍，配合海軍第三艦隊，分兩路進攻，水路十一軍自安徽入江西，在九江突擊登陸；陸路由第二軍自大別山北側，直指漢口。

　　對內，則是展開倒宇垣運動；主要的手段是要來設置「對支院」，統一處理所有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換句話說，是陸軍要從外務省中奪取對中國部分的職權。

　　這是個老問題。外交職權之被分割，是一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廣田弘毅，就因為這個問題之不能解決而掛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閣時，所提的四項條件，第二項「對華外交一元化」，亦即為針對此問題而發。現在陸軍舊事重提，而且態度堅決，明明是反對「宇垣工作」的強烈表示；宇垣作了一些讓步，提出「對支院」的職權只限於日軍佔領地區，但陸軍堅持如故，近衛亦有屈服在軍部壓力之下的明顯趨向。這一來，宇垣就不能不辭職；平時為九月二十九日。

　　兩天以後，日本閣議通過設立「對支院」；後來改名「興亞院」，直屬于首相，兼任總裁，而實權操諸「總務長官」，直接受軍部的指揮。第一任總務長官是統制派的要角，指揮金山衛登陸的柳嶺平助中將。

　　由宇垣的垮臺，明白表示日本陸軍決意貫徹今井——梅思平——陳璧君之間的那條「秘密路線」；三星期以後，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告訴汪精衛說：「日本希望汪先生脫離重慶，別組新政府，談判和平條件。」於是汪精衛召集周佛海、陳公博密議；由於武漢恰好在此時淪陷，所以議而不決。但最後是由陳璧君作了決定，接受日本的意向。於是對華陰謀的「秘密」、「公開」兩條路線合流了。十一月初，近衛發表第二次聲明，「倘國民政府放棄抗日政策，參加東亞新秩序，日本並不拒絕」。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作為汪精衛得以發起「和平運動」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衛表示「應該根據日本政府的聲明，和日方開始和平談判」。

　　事實上秘密會談已經開始，代表秘密路線的是今井和梅思平；代表公開路線的是影佐和高宗武。會談的地點是上海虹口公園附近，後來成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十一月十九、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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