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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

　　因為平時統制派已決定與納粹德國相勾結，隱隱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線，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島則與美國工業家有密切關係之故。

　　廣田屈服在軍部的壓力之下，兩大政黨「政友會」、「民政黨」，各限二人入閣，而且不占大藏、外務、內務等重要職位。

　　此外，又修訂了內閣官制，陸相、海相仍限於在現役將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內閣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後，內閣的命脈便掌握在軍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選，可用拒絕推薦海陸相的手段作為抵制，組閣者即無法就預備役中去物色人選；同樣地，如果要倒閣，授意海相或陸相辭職，然後拒絕推薦繼任人選，亦可逼垮內閣。

　　對於皇道派來說，除非放棄本身的主張投向統制派，就永遠不能再期望擔任陸相及其它重要軍職。因為陸相既非現役將官莫屬，即非內閣中「現役之長官」推薦不可，這樣統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陸相的位置，永不許皇道派染指。

　　為統制派的理論逐漸形成；日本陸軍傾向與納粹合作的跡象，日漸明顯之際，東京有好些比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壇巨頭，惄然心憂，其中之一就是近衛文麿。

　　身材頎長，風度翩翩，可與英國外相艾登媲美的近衛，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號的貴族。「五一五事件」以後，他一直在鐮倉新建的別墅中養病，平時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亦因高血壓，在附近的長穀修養；蔣作賓的秘書丁紹仞，跟近衛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同學，以此淵源，常相過從，每個月至少有一次，留宿於鐮倉山中近衛的別墅，促膝長談，對於統制派的漸漸得勢，同感憂慮。

　　因為皇道派為荒木大將，小畑中將都在帝俄時代當過駐俄武官，目擊蘇聯革命的經過，對於共產主義的活動，格外關心，視積極警戒日本赤化為最大的任務，所以對內標榜「防止赤化、維護國體」以振興日本主義及武士道精神為思想中心，對外則全力防蘇，凡進兵中國，以及海軍的南進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對。而統制派則恰好相反，一意主張對外擴張，有所謂「中國派」以侵華為目標；有「南方派」提倡向東南亞發展。對於蘇聯希望彼此妥協；所持的是消極的態度。

　　於是，有一天蔣作賓正式提議，日本應與蔣委員長攜手，徹底解決中日問題。他說：

　　「日本軍閥一向利用中國軍閥，相互牽制；自以為『以華制華』，阻撓中國統一是最聰明的辦法；其實大錯特錯。

　　「事實證明，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已經走上統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對中國問題，應以國民黨為中心來考慮；向來日本專門打擊國民黨的政策，是根本錯誤。倘或繼續不變，中國的容忍有其限度；超過此一限度的後果，嚴重異常。」

　　嚴重到甚麼程度呢？嚴重到中日兩國同歸於盡；其實是日本自取滅亡——但說得太率直，會引起對方的反感，於事無補，所以用「同歸於盡」的說法。

　　蔣作賓的分析是：一到中國無法容忍時，將不惜一切，起而抗戰。日本軍閥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國，是對中國毫無認識的夢想。中國的戰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軍不來則已；一來先拖住了再說。因為日本勞師遠征，利於速決，如果以「空間換取時間」，曠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會幫助中國，因此擴大而為世界大戰，中日兩國「同歸於盡」，亞洲將為英美所支配。

　　蔣作賓的這番分析與建議，自然是事先獲得政府許可的，由於理論的本身說服力很強，近衛表示衷心贊同。蔣作賓又跟一向支援中國革命的頭山滿、秋山定輔談過，大致亦表示贊成。因此，一項 《中日和平草案》，漸次成形；蔣作賓在民國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夏天，專程回國，在重慶謁見正在指揮西南「剿匪」軍事的蔣委員長；所謂為了整個亞洲和平著想，與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軍閥的橫行，中國政府決作一次最大的讓步；對於東北問題，暫置不問。

　　於是丁紹仞攜著包括四點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謀求中日長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東京卻驅車訪晤正在輕井避暑的近衛。南定的步驟是，由中國大使館將此案提出於日本政府；近衛從旁協助，克底于成。

　　當時的外相是廣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務省同僚，亦都贊成這個方案；但幾天以後近衛去催問結果時，廣田告訴他，軍部反對此案；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偽組織。這是怎麼樣也辦不到的事。近衛大為失望，丁紹仞亦複如此；不過他並未死心，向近衛辭行時，作了約定，如果日本方面願意根據此一方案重開談判時，可派聯絡人員到中國。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已經征得同意的聯絡人，一老一少，年長的是秋山定輔；年輕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夢」作者「白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呂崎龍介。

　　及至一九三七年近衛組閣，不及一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事先不但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一無所聞，就是陸軍省對整個情況亦不甚瞭解。派遣在中國的陸軍將領，不但早已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必然之理；甚至以為軍部的命令亦可不理。

　　【第三部　第八章　禍溯從頭】

　　近衛當然不主張「事變」擴大；記起丁紹仞辭行時所作的約定，認為除卻他跟蔣主席促膝深談以外，別無防止擴大之法。於是先向宮崎及秋山聯絡；再征得陸相杉山元大將的同意，決定派宮崎到南京聯絡。 哪知在神戶上船之前，宮崎為憲兵所扣押。同時秋山亦在東京被捕，罪名是有間諜嫌疑。幾經交涉，軍部同意釋放，但並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變」已擴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軍部欺騙了他們的首相，有意扼殺近衛謀與蔣委員長直接深談的可能性。

　　到得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起抗戰，明白昭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唯有與敵人周旋到底時，近衛內閣卻還拿不出確定的方針，因為內閣受軍部的影響；而軍部在擔當中國戰場主要責任的陸軍方面，卻有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尖銳對立。是故近衛雖在閣議中聲明了不擴大的方針，而事實上「蘆溝橋事變」已無法作為「地方事件」就地解決。即使陸軍一致不同意擴大，要收束局勢亦起棘手；更何況意見紛起，無法下達明確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國的陸軍將領，任意胡為，以致瀕於無法收拾的惡劣態勢。

　　陸軍的擴大派，大致在陸軍省；由杉山陸相及梅津次官主持，此外朝鮮總督南次郎及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亦為擴大派的巨頭。

　　至於不擴大派，則為參謀本部掌實權的人物，以多田參謀次長為首。最不可思議的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侵華急先鋒，屬於統制派石原莞爾及板垣征四郎，竟為不擴大派的健將。石原平時擔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協助次長多田駿與陸相杉山元展開激烈的爭論；到得「事變」第二年的六月，杉山元垮臺，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陸相，即為多田與石原的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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