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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

　　還有個外號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帶水不乾脆；銀錢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乾淨」。他跟耿績之說：「民以食為天，當今凡與民生有關的，都是大生意；『私鹽越禁越好賣』，所以凡是統制的東西，最容易賺錢。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複老在『米糧統制』上動個腦筋，比甚麼都好！」

　　耿績之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決定去找「袁複老」——小報上稱之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複登。

　　【第三部　第五章　春申三老】

　　上海的聞人，最有名的自是數「三大亨」；商界則公認「阿德哥」虞洽卿為繼朱葆山以後的領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曉籟。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會不能沒有聞人，猶如內地不能沒有紳士一樣。於是「三老」應運而生。

　　這「三老」的事業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來以熱心正直，贏得親友及同業的尊敬。此時自然而然地擴大了影響，因友結友，輾轉邀請，先是社團都要他掛個名義；繼而公司銀行請他當名義上的董事長，至於排解糾紛、發起公益，以及喜事證婚、喪事點主，不僅無日無之，而且日必數起。有人說笑話：「當袁複登的汽車司機，是要出頂費的。」因為每處飯局，司機都可以領飯錢；三老的司機，飯錢格外從豐。一天十來個飯局，收入著實可觀。

　　三老之首叫聞蘭亭，他是常州人；早年從家鄉到上海來學生意，進的是紗布這一行。到民國初年，已經嶄露頭角。民國十年前後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樣的名堂，如雨後春筍，成長極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為最具規模；聞蘭亭就是那裡的常務理事。同時，他自己主持一家「華商紗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機風氣很盛；那時革命事業，正值低潮，為了籌措經費，陳果夫、孫鶴皋都在證券物品交易所領照當過經紀人；為革命而從商，所得自虞洽卿幫助很大，而聞蘭亭間接也是有貢獻的。

　　第二老便是袁複登，他是寧波一所教會學校的學生；畢業時恰好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辦，順理成章地升了學，成為聖約翰的第一屆畢業生。

　　袁複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謙和厚道，所以人緣極好；加以一口純正的英語，在當時商場中，無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牌子極其響亮；而且商而優則仕，先後被選任為公共租界的華董，以及作為上海租界中民意機關的納稅華人會的理事。一生樂育英才；「學生子」很多，遍佈於各行各業，在三老中的交遊最廣。

　　再有一老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香港為日軍所俘的林康侯。當時僑寓香港的名人，在過了約莫五個月的高級俘虜生活以後，除了極少數的兩三個人，如段祺端的要角曾雲霈，以「萬金油」起家的胡文虎等，以特殊淵源，獲得釋放以外，其餘的都用專機送到上海，有的韜光養晦，如梅蘭芳蓄須明志；有的虛與委蛇，如顏惠慶，葉恭綽，都擔任過一個半官方的名義，但從不管事；有的被迫下海如銀行家周作民、唐壽民之不能不出任財經要職；有的是願入地獄如張一鵬、李思浩；當然也有的是自以為因禍得福，如鄭洪生出任京滬、滬杭名義上的管理機構，「華中鐵道公司」總裁。至於像林康侯，卻以來自社會的壓力，不容他不抛頭露面。

　　他是上海本地人，前清進過學，做過南洋公學的小學校長，也加入《上海時報》當過主筆。民國二年轉入實業界，是新華儲蓄銀行的創辦人之一。由於他的書生的底子，自民國十七年以後，一直擔任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這個職位使得他在財金界，無人不識。在三老中，只有他跟杜月笙的關係最深。

　　平時汪政府為了抵制日本軍部的經濟獨佔政策，決定用社會的關係成立一個「全國商業統制委員會」；聞蘭亭的身分、地位、年齡以及他的方正廉潔膺選為主任委員。為了保全物資、為老百姓爭取較好的生活條件，他以七十開外的高齡，毅然不辭；不過提出一個要求，必須有兩個人幫他的忙，其中之一就是林康侯。幾度登門勸駕，也有不少商界的朋友來遊說，他終於擔任了「商統會」的秘書長一職。

　　「商統會」下面設立好幾個專業委員會，分為「米糧」、「粉麥」、「紗布」、「日用品」等等。「紗布」部門，由於聞蘭亭是內行；對於日本所提出的，在淪陷區全面收購紗布的要求，策劃出一個很完整的抵制方案。

　　不過，這個方案的執行，卻以聞蘭亭年邁體衰，不能不辭職，而交由後任唐壽民去執行。唐壽民與周佛海就聞蘭亭所策劃的方案，幾度密議，竟發展成為一個將計就計的反擊計畫。

　　於是在交涉時，唐壽民表示，日本與汪政府已經是攻守一致，禍福相共的盟國；日本不應視汪政府為戰敗國，兩國關係，應該用公平的原則去處理。

　　既然講公平，應該先收購日商的紗布；因為日商手裡的紗布，多過華商好幾倍。這樣不但符合公平的原則，也讓中國人看看日商的紗布，已經夠用；華商的紗布，應該留歸中國平民的日常需要。

　　這番道理駁不倒；而且日本軍部原就在計畫收購日商紗布，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毫無分別，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

　　至於收購紗布的價格，應該按照市價，斟量打一個優待的折扣。用何種通貨來支付，請向「財政部」接頭，「商統會」毫無意見。

　　到得「財政部」去接頭，周佛海表示，戰時需要的是物資，日本既與英、美宣戰，斷絕國際貿易；原本用來作為國際市場上支付工具的黃金，已等於廢物。廢物利用，就是到中國收購紗布。如果以「中儲券」支付，將使通膨加速，汪政府的財經崩潰，對日本一點好處都沒有。所以日本在淪陷區收購紗布，以黃金支付是有利無害的做法。而且在收購以前，就應該從日本將黃金運來，以實力建立了信用，收購紗布才會順利。

　　這一點日本當然不會輕易同意，但周佛海絕不鬆口，一口咬定，用「中儲券」支付，造成通貨膨脹，後果嚴重。如果日本不願用黃金支付，汪政府不能支持這種自殺性的政策。

　　經過幾個月嚴重到彼此拍桌相爭、互相詬責的交涉，日本軍部終於屈服在理直氣壯的堅持之下，一飛機一飛機將黃金運到上海，由「中儲行」代為保管。

　　至日商紗布收購完畢，華商方開始登記；然後按照數量折算黃金價格、紗布送至指定倉庫，立即發給領取黃金憑條，滿十兩向「中儲行」領取；不成條的零數，委託各銀樓代為發放——銀樓平空做了一筆好生意，因為塊金折成了首飾，那時最通行的是金印戒指，白相人尤為愛好；無名指上一個可當圖章用的名字金戒，又厚又大，沒有一兩，也有八錢。

　　及至紗布開始入庫，汪政府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紗布全部由你們收購去了，中國百姓穿甚麼？日本軍部瞠目不知所對。於是汪政府提出計畫，每人依照收購價，配給可做一件長衫的布料，亦即是營造尺一丈三尺。日本軍部無奈，唯有同意。當然在配給時，人數以少報多；相對地日本收購的數量又少了好些。

　　「商統會」中，比紗布更重要的一個單位，是「米糧統制委員會」，即由袁複登擔任。在此以前，他應邀擔任「保甲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提出的一個交換條件是，不許再有封鎖事件——這是上海租界為日軍侵入後，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日軍可以突然之間封鎖某一地區，只用繩子攔一攔，便有一大平地區斷絕交通；這種「畫地為牢」的暴政，使得正好經過那裡的行人，欲歸不得，欲哭無淚，而終於由袁複登的堅持而不再受此痛苦了。

　　根據既有的經驗，袁複登在出任「米統會」主委時，也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即是必須按期配給民食，稱為「戶口米」。這個條件必須日本軍方承諾才算數，因為自古豔稱的東南膏腴之地的糧區，已為日軍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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