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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

　　最倒楣的是丁默村，他的身體早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冷；帶了床毛毯蓋雙腿，她毫不客氣地上前說道：「汪先生一生為了國家，死亦不怕；你們只陪了一夜靈，都要講究舒服；要舒服，索性不要裝模作樣了，何不回到公館裡去納福。」

　　丁默村勃然大怒，真想跳起來指著陳璧君的鼻子罵：「汪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裡！如果不是你蠻不講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讀書人，何至於朝秦暮楚，出爾反爾，到頭來一事無成，身死異域，還落個漢奸的名聲！」

　　但看到陳璧君二百磅的「福體」，自顧雞肋不足以當她一巴掌，只好忍氣吞聲，挨她一頓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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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汪精衛未死以前，就私下談過汪政府的繼承人問題。廣東人罵敗家子，稱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樣，想傳萬世於無窮，結果是老子業，兒子敗家，只得二世。所以有個廣東籍的官兒，說了一句雋語：「誰來繼承，都是『二世祖』」。

　　這個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來說，都認為理當屬諸陳公博；而且陳璧君又帶來了汪精衛的遺命，希望陳公博以「國府主席」駐華北；周佛海擔任「行政院長」，負責京滬一帶的秩序。更使得他無可推諉。但是，陳公博另有想法。

　　原來從汪精衛赴日就醫以後東南地區包括已淪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各城及膏腴之地，與仍為政府所屬的浙東、蘇北等地，一度出現了非常危險的情勢。在東條內閣末期，為了想在戰局上打開一條出路，真如困獸之鬥，喪失了理性——

　　此外，從延安方面輾轉來了個情報，說中共決定以蘇北的阜寧為第二根據地。這個情報所顯示的意義是，日本戰敗後，蘇北勢必為中共所奪得；如果美軍登陸日本，日本展開「本土決戰」，抽調侵華日軍回國，亦會形成中共與國民政府的激烈衝突。陳公博在離開重慶時，留呈一封信給蔣委員長，自誓必照「國必統一、黨不可分」的原則去從事「和平運動」。為了實踐他的誓言，同時為了補過，也為了不負汪精衛的託付，他覺得在這方面，他應該挑起這副千斤重擔。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實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軍」；項致莊改編李明揚舊部，併合並一些雜牌部隊，整訓的兩個「軍」。這些部隊為日軍司令部以「分防」為名，拆散了單擺浮擱，不但缺乏集訓的機會，而且大部分為共軍所包圍。

　　此外還有三個「警衛師」，第一師留守南京；二三兩師，亦是分防各處，待遇微薄，開小差的很多。陳公博經過多次「參謀會議」以後，決定暫時北以隴海路為限；南以錢塘江為限，在這個區域內部署防共的軍事措施。首先將江蘇、浙江、蘇北諸地區的「地方長官」一律換作軍人，江蘇是任援道，浙江是項致莊，蘇北是孫良誠。

　　就在命令發表的那天，陳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陳公博在報告了當前的國內外形勢以後，慷慨陳詞：「日本不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我是不惜因為剿共問題和日本翻臉的！」

　　接著，陳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計畫：第一、孫良誠在河南的部隊，帶致蘇北；第二、項致莊在蘇北所訓練的三個師，調浙江，因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軍」所派的一個師；第三、集中「第一方面軍」防守京滬線；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稅警團」和「保安隊」負責；第五、將三個「警衛師」集中南京，由陳公博親自指揮，清剿茅山的共軍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計畫，同時防備共軍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磯內閣出現，阻遏了少壯軍人左傾現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參謀次長柴山到南京，帶來東京直接向重慶謀和的五條件，則不免有秋扇捐棄的悲哀。陳公博的下意識中也有這樣的情緒；但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當討論繼承「國府主席」人選時，雖然他被認作「責無旁貸」，但卻一直說是「佛海比我適當」。因為他有個想法，如果東京跟重慶談判成功，南京的「國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這一天，論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議，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佈在措詞上比較可以暢所欲言，易於邀得同情；談私，不是「主席」對解散的悲哀，可能會輕得多。

　　這種微妙曲折而複雜的心情，是沒有人能夠體會的；因此，終於一致壓力，于汪精衛下葬梅花山的前三天，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國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衛初期「代理」的意義一樣，表示等待真正的國民政府主席還都，國家複歸統一。

　　因此，他在接事當天就發了一個聲明說：「南京國民政府自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為敵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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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發展，都指向一個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覺察到的趨勢：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對於守著漫漫長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躍過的人，卻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尋庇護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覺無路可走，不如聽天由命，因此發展此一種世紀末的頹廢的傾向。加以物價暴漲、幣值暴跌，一日數變；因而普遍流行著一個觀念：錢，越早用出去越便宜。這樣，原本紙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極高度畸形繁榮；但不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在朱門之中，亦有禁不住這畸形繁榮的衝擊，終於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書」就是如此。

　　耿績之看不清那種畸形繁榮，只是一種人心虛脫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絢爛之後歸於平淡」的道理，只覺得「素富貴行乎富貴」，要不改常度才夠味道。所以雖已外強中乾，仍然照畸形繁榮的水準，在勞爾東路一號設立了一個私人俱樂部，酒食肴饌，無一不精；服務供應，無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夠踏得進去，一切免費。

　　最大的一個漏洞是，他做包賠不賺的頭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將，以黃金計算，八圈的輸贏，最少也得兩根條子；多則沒有限制，有人四圈不開和，輸了六百兩金子。

　　賭局終了，帳房照籌碼記帳，贏家第二天上午取現；輸家如果不見人面，由他代賠。於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條弄堂，就這樣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為上海市第八區。陳公博很想利用他在舊法租界的關係，派他當區長，結果只當了一名處長，因為有人中傷，說他原就抽頭聚賭，一當區長就更方便了。

　　這對耿績之的打擊很大，因為當時有一副諧聯，為人傳誦：「陳公博兼選特簡薦委，五官俱備；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所謂五官指五官等，陳公博的「立法院長」的選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是特任；「上海市長」為簡任；而「區長」則在薦委之間。讀了這副對聯，接下來往往批評陳公博，不該再兼「第八區區長」，忒嫌攬權。如果有人為陳公博辯護，說法租界情況複雜，沒有人拿得下來；熟於法租界一切的人就會反駁：從前歷任上海市長，都靠耿績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來了，耿績之對法租界的複雜情況，反而吃不開，拿不下？決無此事！為甚麼不叫耿績之當區長？

　　話說到此，無辭以對；那就只有一個結論；耿績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開；是在陳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開。這一來，最直接的影響是，耿績之在經濟調度上，大感困難：新債借不動，舊債又來逼，雙重夾攻，很難招架了。

　　於是耿績之不能不另外「動腦筋」。這當然動做生意的腦筋；而以他的個性，生意不做則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個幫閒朋友替他出了個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兩個外號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諧音而來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謀，但奇懶無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為人喚做「不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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