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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二是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簽訂時,他兩任行政院長,「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欺,至華府會議,始解剖厄,固已礙于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

  「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汪精衛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著錯,滿盤輸,到此亦不能不低聲下氣,作品取歷史矜憐的哀鳴:他說:「銘蓋自毀僕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於不顧!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難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所謂「險局危策」,充其量只是爭取「喘息之機」;他說:「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為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豈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這話跟他以前的言論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說:「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現在卻說:「日本必不能亡中國」。無論古今中外,以傾國之師而不能亡鄰國,則必自亡而後已。這是事實上承認抗戰政策,完全正確;但無法改口,只好說是他的求和,是為求得強鄰壓境的「喘息之機」。宛轉自辯的心情,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過,汪精衛懺悔之餘,確有補過之心;而勝於「安福餘孽」之只求個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實可以證明,他說他:「可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為恢復黨之組織與 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為『中央軍校』之校門,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為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復興中華、保衛東亞』,如清末同盟會『驅除韃虜、復興中華』之餘音。」這是很含蓄的話,意思是只不過想將英美勢力逐出東亞而已。卻又不便明說;因為一說明了,與他所服膺的國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國聯盟的主張,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補過之道,在求戰後使政府能順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復地區;首先著眼于華北五省,說「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鬆,我當緊力準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於十三年奉 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一與『政府』及『黨』的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畫,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準備。」他這個決定,將由陳璧君與陳公博商量以後,用他的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實現重點駐軍」的目的,就在防止共產黨的接收失地。汪精衛在最後一段中,竟發出了對延安的警告:「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党必統一,國不可分的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於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瞭中國抵抗,出於被侵略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

  「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即指延安而言。最後對於他認為仍是「同志」的「渝方」,「當使其瞭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與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對日本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其與吾党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為共同之認證與共勉者也。」

  陳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樣,質直勉強,自以為是,本不宜曲曲傳達汪精衛幽微複雜的心情,所以這篇紀錄,在汪精衛很不滿意,覺得許多地方,言不達意;不過他已無力刪改,只由護士扶持著,草草寫下了題目 《最後之心情》,並簽了「兆銘」二字。

  * * *

  病況由於咳嗽頻仍,而益形惡化,汪精衛的咳嗽起於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陳璧君,肥胖怕熱,白天不必說,晚上亦非開窗不可;她還振振有詞地說:「病房要空氣流通。」哪知夜涼如水,在她好夢正酣時,汪精衛卻因風寒侵襲,立刻就發燒了。不知是畏懼,還是出於愛意,他始終不肯說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於陳璧君開窗睡覺的緣故。

  咳嗽影響睡眠,體力越發衰頹;不過醫療服務周到,估計還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十一月初九那天,美國飛機空襲名古屋,發佈的警報,一開始就是短促而接連不斷的緊急警報;護士長慌了手腳,找了幾個人來,連人帶病床推入電梯,直降地下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時已是嚴冬。地下室陰凝酷寒,常人身處其中,已難忍受,何況以汪精衛久病垂危之身?加以電梯上下,病床進出,七手八腳,受了震動;所以汪精衛當時就已面無人色。

  等空襲警報解除,送回病房;汪精衛呃逆不止,病情劇變。接著是發高燒。澈夜急救,始終並無氣色;第二天上午六點鐘,燒到四十一度,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幾跳,呼吸困難陷於半昏迷狀態;到得下午四點多鐘,終於咽氣,送終的是陳璧君和他的小兒子文悌。

  從這時候開始,陳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甚麼人都看不順眼了。十一月十二那天,遺體由專機「海鶼號」送回南京,下午五點鐘到達明故宮機場;機門開處,一身黑色喪服的陳璧君首先出現;在場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個寒噤,因為陳璧君的那張寡婦臉,不但難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觸到她視線的,都有這樣一個感覺,似乎她在指責:「汪先生是死在你手裡的!」

  因此,從陳公博以下,一個個戒慎恐懼。當晚移靈到汪政府大禮堂;預先佈置好的停靈位子是橫置的東西向,此名為「如意停」,較之直置的南北向來得合理。但陳璧君一見便大發雷霆。

  「這是誰出的主意?」她大聲吼道:「汪先生的遺體自然要正擺;這像甚麼樣子?重新擺過。」

  這「重新擺過」就費事了,因為由橫而直所占的空間不同,靈幃、靈桌都要重新懸掛挪動。忙了個把鐘頭,陳公博才能領導行禮,完成「魂兮歸來」的迎靈式。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殮,組織治喪委員會。陳璧君又有意見,嫌名稱太平凡,改為「哀典委員會」,陳公博是「委員長」;下設三名「副委員長」: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誼。但實際上是陳璧君在發號施令;她就住在大禮堂左側的「朝房」,整日進進出出,事無大小,無不要過問;而且一開口不是責備,就是譏諷,以致于人人敬而遠之——唯有一個人逃不掉,就是褚民誼;因為他跟汪家是至親,「哀典委員會」就推他當「聯絡官」,有甚麼決定,由褚民誼去向陳璧君接頭請示,以致挨駡的機會特別多。因此,汪精衛之死,看起來最哀泣的不是陳璧君,而是褚民誼。

  陳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員會」,開了一張守夜陪靈人員的名單,党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長」以上,分班輪流,從黃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較輕鬆;第二班也還好;第三班就是醫院裡所說的「大夜班」,從淩晨兩點到六點,時逢隆冬,嚴寒砭骨;「中委」、「部長」的少壯派都吃不消,何況六七十歲以上的老頭?但懍于陳璧君的雌威,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

  即令如此,陳璧君還不滿意,半夜裡都會起來「查勤」,看到輕聲閒談,立刻雙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聲叫醒:「起來、起來!」

  最不合道理的是,喪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點心,還倒罷了;自己帶了食物來果腹,她居然亦會站在那裡,冷眼看人進食。這一來還有誰能下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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