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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


  就為了這個原因,美英新約,不能不延期簽訂。日本人在國際事務上向來小器,因而政府及軍部中,有些有發言權人,真如中國俗語所說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美、英不會那麼大方,延期簽訂可能永不簽訂,不妨觀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讓汪政府決定參戰日期,換句話說,御前會議中所通過的調整「日華」關係案亦可展緩實施。

  當然,汪政府對此是不肯放鬆的,一再交涉,終於決定汪政府在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公告參戰。那知突然傳來,美國戰時國會,新年假期縮短,而且美國政府已將中美平等新約草案咨送國會,定期一月八日審議。

  於是,日本政府特派專使飛到南京,安排搶先一步表示「日本對華友誼」,汪政府在一月九日佈告對英美宣戰,日本則與汪政府發表共同聲明,由日本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但是九龍卻仍舊在日本所派的香港總督管轄之下,條件並不比美、英來得好。

  這在汪政府與日本,自然都認為是件必須大加宣傳的事;由於這也正是強化汪政權,爭取民心的好機會,所以周佛海關照金雄白,協助「上海市長」陳公博,大規模辦一場慶祝收回租界的民眾大會,希望金雄白親自擔任主席。

  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對收回租界有兩種不同的想法,就國家主權來說,這自然是一個百年來的污點,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國動亂時期中,租界不僅保全了無數仁人志士與善良內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東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積聚的財富,租界收回以後,將失去這一項人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難言。因此,他的講詞,始終不知如何措詞。

  但在籌備工作上,他做得很像樣,每一個細節都曾用過心思,開會地點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戲院;主調演說者請的是:為陳彬龢所激,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襟懷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長張一鵬,就治外法權問題作一個分析。

  張一鵬的性情不似蘇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後,第一件事就是雷厲風行整頓的司法界,將貪污的法官置之於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對日本的無理要求,斷然拒絕,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憲兵隊長去看他,為他的一個在鎮江犯罪被捕的「過房囡」說情;張一鵬厲聲問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們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學日本學法政的,所說的日本話,用的是法官訓斥被告的語氣;搞得那個日憲狼狽而遁。因此,張一鵬的部長做了還只兩三個月,卻博得了極高的聲望;這天由於有他演講,號召了不少人,場面相當熱鬧。

  演講的主題既是治外法權,少不得先要談一談由鴉片戰爭帶來的不平等條約;但他對英國人的批評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針對著日本,表示不滿;結論中說:「希望租界收回以後,不要變成舉國再無一片乾淨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乾淨土,而以前的租界為日本人勢力所不到;換句話說:有日本人勢力的地方,都不會是乾淨土。涵義雖很曲折,畢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聽得出來;因此,在華的日本軍人中,漸漸流行一種說法:「重慶是武裝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這多少是事實。來自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由於租界已不存在,喪失了一個有利的工作環境;使得周佛海的負擔又加重了。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筆秘密的財源,接濟蔣伯誠、吳紹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個辦法,」周佛海說:「盛老三的鹽公司,很可以插一腳;由你以銀行投資為名來出面。你看如何?」

  這是不容金雄白推辭的一件;因為盛老三之與周佛海化敵為友,就出於金雄白所斡旋,這盛老三是盛宣懷的侄子;盛家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個頤字;盛老三叫盛文頤,北洋政府時期,做過津浦鐵路局長。北伐成功以後,一直賦閒;他沒有甚麼錢,鴉片癮又大,所以日子過得艱難異常。到得上海淪陷,時來運轉;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過他的錢,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長進的人的膏血的。

  原來盛文頤在津浦鐵路局長任內,就有漢奸的嫌疑;日本軍隊要運兵運軍火,他非常賣力,因而跟當時日本的駐華武官,現在的侵華大將,如松井、石根等等,頗有交情。以此淵源,取得了一項專賣事業,正就是他「一日不可無」的鴉片。

  那時的「雲土」、「川土」自然不能運來了,不過日本人毒化中國,早有計劃,在東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縣一帶適宜種罌粟的地方,大量種植;南運交給盛文頤專賣,組織了一個公司,名為「宏濟善堂」,分堂遍佈東南,非以前的維新政府及繼承的汪政府所能過問。

  盛文頤發了大財,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佔地十餘畝之多;警衛是兩名日本憲兵,由於東京位居要津的陸海軍官員,以及與軍部有密切關切的政黨要人,兩院議員,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貼;所以盛文頤的氣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員,誰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頤還有個主要助手,也可以說是幕後牽線人,名叫里見甫,是「黑龍會」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駐華日本陸海軍的各部分,都保持著極密切的關係;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責的「囊括主義」的執行者。通過他的關係,盛文頤將食鹽的專賣權也弄到手了。

  淪陷區的鹽業,本由一個「通源公司」所經營;為盛文頤奪去以後,改名「裕華鹽公司」。這一來,便跟汪政府的財政部,發生了短兵相接的衝突,鹽課一向是中國政府稅入的大源;鹽商只要有一張「鹽引」在手,獲得行銷某地的特權,幾世衣食無憂。但銷售食鹽既關稅課,亦關民生,所以關於運輸管理,徵稅定價,財政部有一整套法規,且特設「鹽務署」專司鹽政。而盛文頤一方面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為自己謀取暴利,自是不關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漲價;周佛海總是批駁不准。可是,由里見甫打個電話,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立刻就會行文財政部,代裕華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謂「敬酒不吃吃罰酒」,財政部威信掃地;周佛海狼狽不堪。

  話雖如此,周佛海寧願自找麻煩,不願對裕華放鬆;反正彼此做對做定了,只要裕華有所請求,不是駁,便的拖。這樣水火不容搞了很長的一段時期;彼此都覺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來調停。

  金雄白不認識盛文頤,是他的一個在裕華擔任高級職員的朋友來邀約的;在與盛文頤見面時,金雄白很坦率地表達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頤顧到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立場,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頤領教過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樂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幾度長談,取得協議,以後裕華有事向財政部呈請,由盛文頤、金雄白先跟「財政部鹽務署長」阮毓祺交換意見,商定辦法,再上呈文。財政部一定盡快批准。所謂「交換意見」就是「講斤頭」:所謂「商定辦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華要求漲價一元;財政部只准三毛;裕華二次呈請,折衷准漲半元,老百姓就會覺得財政部是在替他們爭利益,總算吃到了便宜鹽。這樣豈不是皆大歡喜?在達成這個協議的同時,也談到了彼此合作的計劃。盛文頤希望擴大經營,包辦整個淪陷區內,鹽產的行銷。

  這件事在周佛海考慮以後,有所決定了;除了淮北地區的鹽產,已由日本成立「國策機構」的「華中鹽業公司」專營以外,在江浙兩省,還有淮南、松江、餘姚三個大鹽場,讓盛文頤出面,另組公司;獨家收購運銷這三場的鹽。

  「新公司的資本各半;我們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銀行去想辦法。盈餘專門立個戶頭存起來;取之於海上,用之於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頤跟金雄白便常有往來,不過,他年邁體衰,若非必要,從不出門;一天至少有二十個鐘頭是在床上,不是睡覺,便是抽鴉片,所以總是派人將金雄白請了去,請他躺在煙榻對面,一面燒煙,一面談話。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頤突然來看金雄白,由他的兒子及一名聽差,雙雙扶掖,下汽車走到廳上,已經在氣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聲音說:「聽說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說:「發高燒,來勢好像不輕。」

  盛文頤一楞,然後自語似地說:「這樣,我倒似乎不便講了;講了,只怕會給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聽他這麼說,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說:「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說一說;如何?」

  「好!」盛文頤問道:「有個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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