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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四

　　這個想法，使得他很興奮；同時對如何達成這個目標的技術方面，也有了個初步概念，要做一個現代的包龍圖；找個最難治理的地方，搞得它弊絕風清，自會造成絕大的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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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君強的想法，漸漸成型了。最難治理的地方，莫如上海；不搞則已，要搞就在上海搞。

　　「上海市長」陳公博，下轄七個區；自法租界收回，改設第八區，區長便等於法租界工部局的總董，因此逐鹿者，不計其數；其中有背景特硬的，起碼也有三個到五個。給了這個，不給那個，勢必得罪於人；最後只有一個辦法，由陳公博自己兼任「第八區區長」。「秘書長」亦由「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趙叔雍兼任。

　　那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勢，可以逼迫陳公博不能再幹上海市長？這就連羅君強自己都無法設想。不道冥冥中自有安排，居然有這樣一種情勢出現的可能了——汪精衛舊創復發；需要陳公博經常在南京，代理他的職務。

　　汪精衛的創傷，發生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五中全會開幕式既畢，全體攝影以後，突然被刺。由於蔣委員長未參加照相，以致陳璧君起了嚴重的誤會；蔣委員長下令限十日破案。兇手雖因傷重斃命，但幕後指使者，畢竟於十日內現形；只是案子雖破，案情並未公佈，因為是汪精衛一夥人的「窩裡反」；只要陳璧君知道錯怪了蔣委員長就夠了。

　　「區長」以官階而論在薦委之間；「市長」是簡任；陳公博另外兩個銜頭，「軍委會政治部主任」是特任；而「立法院院長」是選任，因此有人做了一副諧聯，上聯是「陳公博兼選、特、簡、薦、委，五官俱備」；下聯是「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羅君強心想，要取陳公博而代之，自己還不夠資格，最好的安排是說動周佛海兼「上海市長」，自己以「秘書長」的身分掌實權。

　　當然，這不是容易實現的事。擺在眼面前的問題就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肯不肯幹？二是陳公博肯不肯讓？經過反復研究，別有心得，問題實在只是一個，不必問周佛海肯不肯幹；也不必問陳公博肯不肯讓，如果能出現一種情勢，逼迫陳公博不能再幹上海市長，那就非周佛海來接替不可；因為事實明擺在那裡，除了周佛海，沒有一個人能勝任上海市長。

　　當時汪精衛身被三槍，一穿左臂而過；一傷左腮；一由臂部再射入背部。送入鼓樓中央醫院，由衛生署長劉瑞恒親自施行手術，只取出了左腮部的碎骨與彈片；背部夾在脊椎骨第五節的那枚子彈，送到上海請留德骨科專家，宋子文的表兄牛惠霖開刀，亦未能取出。

　　當時牛惠霖曾說，彌留背部，一時並無大礙；但十年以後，子彈中鏽；鏽毒入血，可能危及生命。結果到第八年——自民國二十四年至民國三十二年，牛惠霖的「預言」，開始應靈了。

　　這年從八月裡開始，汪精衛就感到背部時常發痛；漸漸蔓延至胸部及兩臂。到得十二月裡，情況顯得相當嚴重；日本軍醫提出警告：倘非作斷然處置。性命不保。

　　所謂「斷然處置」便是再一次開刀，將極可能已生銹的子彈取出來。為此，陳公博、周佛海召集要員開了一次會；最後由陳璧君決定：接受日本軍醫的建議。

　　於是，由日本軍醫部隊的長官，本為外科名醫的近藤親自操刀，果然，名下無虛，當時劉瑞恒、牛惠霖束手無策的那顆子彈，近藤只花了二十分鐘，就把它取了出來；手術經過，據「公報」中說：「極為良好。」

　　初期的情況，確是很好；但誠如牛惠霖所說，鏽毒已滲入血液，所以在開刀以後的三星期，寒熱複作，創痛再發，一病倒就豈不得來；經常須召陳公博進京，「上海市政府」的大權，落在「秘書長」吳頌皋手裡。

　　這吳頌皋是周佛海的兒女親家；看出陳公博勢將常在「中樞」，便托日本「駐華大使」谷正之，向陳公博進言，希望「徐庶走馬薦諸葛」，保他繼任。陳公博拒絕了；他心目中早有了「薦賢自代」的人：周佛海。

　　這樣遲延了兩個月，汪精衛的病體，益發不支，召集中日名醫會診，斷為「壓迫性脊髓症」。日本方面的意見，認為仍須開刀割治。但手術相當麻煩，且須絕對保持安靜，倘在南京，自不能完全擺脫公務；所以堅決主張，應該送到東京去作徹底治療。

　　徹底治療能不能痊癒呢？沒有把握；甚至五十對五十的成敗比例亦不到。因此，便有了兩派主張，一派贊成，送日治療，痊癒雖無把握，至少有希望；一派反對，而原因卻只意會，汪精衛要死也應該死在中國。

　　但不管贊成、反對都無用處，只有陳璧君的主張才管用。她決定將汪精衛送到日本；時為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在用擔架抬上專機以前，力疾作書：「銘患病甚巨，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公務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望早日痊癒，以慰遠念。」寫完重看，將「佛海、公博」的名字勾了過來；確定了陳、周在汪政府中的地位。

　　於是陳公博以代理「主席」的身分，提名周佛海接任「上海」市長；而周佛海卻不願繼任。此舉多少出乎陳公博的意外，自然要追問原因。

　　「我的事夠多了；上海的情形又如此複雜，若非全力以赴，鮮有不憤事者。我怕顧此失彼，甚至兩頭不討好，不如慎之於始為妙。」

　　周佛海說他事多，自非虛語，財政經濟不必說，對日外交亦大部分由他主持；此外還掌握著一個實力相當堅強的稅警團，同時各地「和平軍」的首腦，如孫良誠、吳化文；以及為了防備共產黨，特派軍人擔任江浙兩省省長的任援道、項致莊，有事亦都要跟周佛海商量。這些陳公博都很明白；問題是，除了周佛海，更無第二個人能夠接替。

　　「我也不是最適當的人選。」周佛海問道：「你總聽說過傳得很盛的流言，說日本失敗以後，對上海將會有怎樣的一個處置？」

　　「你是說，日本如果失敗，不惜毀滅上海來洩憤的流言？」陳公博答說：「既謂之流言，自然不必認真。」

　　「不然，既有這樣的流言，表示日本方面將採取比較以前嚴格的措施，來對付我們的地下工作；我又恰恰處在這個敏感的職位上，日本一定事事掣肘，使得我原來的地下工作，更加困難。」

　　這倒是實情，但陳公博沒有第二個人可派任上海市長，也是實情。反復磋商，決定向重慶的軍事委員會請示。

　　除了他直接發電以外，周佛海又特地找了金雄白來；因為周佛海要跟蔣委員長私人的代表蔣伯誠商量，而期間的聯絡人是金雄白。

　　銜命密訪的金雄白，說明來意後，蔣伯誠毫不遲疑地答說：「上海的地位如此重要，佛海當仁不讓；而且手下有直接指揮的稅警團，無論人數、裝備、訓練，都可以跟日本在上海，爭一日之短長，所以有佛海坐鎮，將來反攻的配合方面，非常有利。我立刻打電報去請示；請你轉告佛海，即便一時不肯擔任，也決不要謝絕，免得將來無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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