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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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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日本派遣駐遼東的近衛師團向台灣出動，由能久親王北白川宮率領，在光緒二十一年端午那天到達基隆；第二天自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陸；台灣巡撫唐景崧派兵堵擊，兵敗潰退，台北大亂。日本軍人生路不熟，不明虛實，要想找個嚮導；就這時候辜顯榮出現了，恰如二百三十年前，他的泉州同鄉前輩李光地迎清兵，將日本「皇軍」由間地領到台北。以後又接連為日本立下幾件大功，換來好些物產專賣的特權，成了台灣的巨富。 但是，在政治方面，辜顯榮卻還沒有甚麼地位；他從日本政府中所獲得的最高榮譽，不過是代表「島人」參加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以及當昭和天皇在東宮巡視台灣時，獲得一座三等的瑞寶勳章。為了要想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有人配合幣原外交的趨勢，想出一個「日支親善努力」的題目，獲得日本政府許可，而有北京之行。 此行始於大正十四年，正也就是民國十四年的四月底，由辜鴻銘陪同，自東京出發，經漢城，過瀋陽到達北京，由林長民、熊希齡接待，見了執政段祺瑞；而且通過黃膺白的安排，特地到張家口跟馮玉祥見了面。林長民送了辜顯榮一張照片，上款題的是「耀星吾哥大人惠存」；下署：「乙丑初夏如弟長民敬贈」。有這樣深的交情，又有幣原四原則在，照郭松齡的打算，由林長民通過辜顯榮的關係，一定可以達到利用日本內閣來壓制關東軍不准干預他的倒戈行動的目的。當然，林長民亦是有此自信的。 這是郭松齡方面的如意算盤，但林長民卻根本沒有想到，在郭松齡出師回國的作戰過程中，還要去替他解決外交問題——他要解決的是自己的問題；進步黨的成員，都非突然崛起的無名小卒，而是過去已有相當地位的名流或政客。活動的方式，亦多走高層路線；與馮玉祥專門打入對方的中下層，去挖人家的牆腳，恰好相反。這樣就必須要維持一個相當的排場，養著一批或多或少的食客，以供奔走；至於日常應酬、更不可少，所以每個月開支可觀。北京其時還保持著前清的慣例，除了打發下人的賞錢，及「逛胡同，叫條子」的車飯費以外，甚麼都可以掛賬、三節結賬，遇到端午、中秋還可以搪塞一番，到了年下就非開銷不可；林長民即有這樣的苦楚。 論人材，林長民不失為第一流；講關係，各方面也都說得上話，但民國誕生以後的北方政局，由袁而黎，由黎而馮，由馮而徐，以致黃陂復出，曹錕賄選，到此時的段祺瑞執政，除了張勳復辟失敗，黎元洪辭職，馮國璋扶正，段祺瑞組閣，進步黨人彈冠相慶，林長民做過「三月司寇」以外，一直就沒有得意過，問題是出在他急功好利又好名之過。 林長民為人處世有個大毛病，自以為他開出口來，對方一定要賣賬，答應得稍為不痛快些，他就會翻臉；而且疑心病極重，因此吃了大虧。 當徐世昌當總統時，曹汝霖曾推薦林長民為秘書長；徐世昌深諳黃老之學，以簡靜無為是尚，如何能要一個急功好名、喜歡生事的幕僚長？因而答說：「我的秘書長用不著磐磐大才。」這話傳到林長民耳中走了樣；他疑心徐世昌要用他，而曹汝霖在破壞，就此記恨在心。 這年——民國七年臘月，林長民年關過不去，向曹汝霖借三千塊錢；曹汝霖也答應了。他當時是蟬聯了三任的交通總長，年下極忙，忘了把錢送去；到得新年方始想起，急忙派人補送；那知林長民大怒不受。曹汝霖不知他的怒氣從何而來，向人請教，才有林長民的一個同鄉告訴他說：借錢過年，總是為窮：新年送窮，福建最忌。林長民以為曹汝霖是有意如此，如上海之所謂「觸楣頭」，所以勃然而怒。 到了第二年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林長民一看機會到了，在《晨報》以「山東亡矣」為題，揭露了許多秘密，因而激起了學潮，成為「五四運動」。不過林長民的目的是要報曹汝霖的仇，所以到北大附近去演說，集矢於責任最輕的曹汝霖，肆意詆毀；結果學生去砸了曹汝霖的住宅。後來又策動罷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徐世昌正要抑制段系勢力，落得順水推舟，無中生有下了個「辭職照准」的命令。 這個睚眥之怨報復得曹汝霖慘不可言。不但落了個「賣國賊」的名聲，而且殃及子女，在學校裏都抬不起頭來。不過，林長民損了他人也損了自己；還損得很重。 原來巴黎和會開幕，中國被邀列席，由外長陸徵祥擔任首席代表；徐世昌特在公府內設置外交委員會，作為和會代表團的指導機構；聘請外交界耆宿，歷任教育、交通、外交總長的汪大燮為委員長；派林長民為事務主任，主持日常業務。林長民就是利用了這個得以接觸一切有關和會的機會，以及在歐洲漫遊的梁啟超所供給的消息，對曹汝霖展開惡毒的攻擊；最不喜多事，又最怕林長民多事的徐世昌，偏偏就遇到林長民惹來這一場學潮，自然大為生氣，將林長民找到公府大大地訓了一頓，責備他「放野火」。外交委員會因此撤消，林長民的事務主任自亦不存。 於是林長民到歐洲去逛了一年，在英國還很用心地研究過「費邊社」。回國不久，發生「首都革命」，段祺瑞復起執政；其時正由湖南首倡「聯省自治」之說，福建代表進京請願，以「閩人治閩」。林長民看準是個機會，一番遊說，福建代表便提出要求，希望林長民去當福建省長。 段祺瑞左右有兩個親信的福建人，一個是曾雲霈，與徐樹錚為段祺瑞的一文一武兩智囊；一個是梁鴻志，由曾雲霈保薦為執政府的秘書長。曾雲霈很想幫他們的忙，但要等機會，因為段祺瑞對林長民的印象，本不甚佳，而梁鴻志與林長民一向不和；此外的阻力就是曹汝霖了。 曹汝霖為段祺瑞出過大力。當馬廠起義以前，段祺瑞在天津只找四個人商量，除了左輔右弼的曾雲霈、徐樹錚以外，一個是請張君勵去策動馮國璋、而自己在力勸段祺瑞起兵攻張勳的梁啟超；再一個就是最後到的曹汝霖。 段祺瑞跟曹汝霖說，他已經決定反復辟，但近處可調的軍隊，只有駐馬廠的第八師；師長李長泰一定會聽命。就怕馮玉祥為段祺瑞調為直隸邊防司令，解除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的職務，心中不快會搗亂。馮玉祥還住在廊坊，是進京必由之路；十六旅也仍舊聽他的指揮，倘或半途阻撓，第八師未見得能順利進兵。不過此人名利心很重，有辦法可以疏通。目前最要緊的是錢；倘有一百五十萬，大事可成。問曹汝霖有沒有辦法籌到這筆款子？曹汝霖認為只有向直隸省庫暫借。那時的直隸督軍是曹錕，雖在支持復辟的「督軍團」中，卻已向段祺瑞表明了反對張勳的態度；所以跟直隸財政廳打得上交道。當時將廳長汪士元請了來，說知究竟；汪士元表示庫空如洗，不過有開灤的股票一百萬元，市價高於面額。只是倉卒之間，何從去押借如許巨款？ 這就要看曹汝霖的辦法了。他悄然帶了股票進京，怕正金銀行因為牽涉到中國的內政，態度持重，不願接受；所以去找三菱公司的「支店長」秋山昱，很順利地照片面抵借一百萬元，辦好手續，帶了天津正金銀行兌付的支票，當天趕回天津，太陽還未下山。 這是溥儀第二次做皇帝的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的話；第二天段祺瑞嫡系的鹽務署長李思浩，由北京帶來「鹽餘」款五十萬元；第三天便有「馬廠誓師」之舉了。 那篇檄文出於梁啟超的手筆，自然不同凡響；段祺瑞慷慨登壇，一戰成功，將自封「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正帶著攜有機關鎗的衛士「上朝」的「辮帥」張勳，逼到了荷蘭公使館避難。段祺瑞搏到了一個「再造共和」的美名，入京組閣，名利雙收，完全得力於臨時能籌得收買馮玉祥的一筆巨款，所以段祺瑞對曹汝霖格外另眼相看；他對林長民既有連袁世凱的二十一條都架弄在他頭上，落得個「賣國賊」的惡名，自是恨之入刺骨，在段祺瑞面前絕不會說林長民的好話。曾雲霈也是因為有這些阻力，需要慢慢化解，才勸林長民稍安毋躁。 可是，林長民又何得不躁？因為第一、江南已是孫傳芳的天下，段祺瑞連他的門生福建督軍王永泉都無法庇護，在北京又深受馮玉祥的威脅，還能「執政」幾時，實在難說。 其次，年關將近，不知何以卒歲；如果膺聘到關外，將來如何不說，至少一筆「安家銀兩」，可救燃眉之急。因此，雖有少數知道這件事的同鄉知交，勸他出處與慎重；他總說「已經答應了人家，不能不踐約去走一遭」。甚至連將成兒女親家的梁啟超，亦只得了他一個口信，說是「此行以進為退」，使得梁啟超頗為困惑，不知意何所指。其實他的意思是，收了人家的聘禮，不能不有此一行，這是進；踐約出關，對郭松齡及介紹人都有了交代，隨時可以託故抽身，這是退。但非這麼走一趟，無法安居林下，這才叫做「以進為退」。 其時馮玉祥通電聲討奉張，李景林通電脫離奉系，孫傳芳通電聲援郭松齡，並助軍費四十萬元，形勢對張作霖頗為不利。郭松齡親自指揮的攻勢，亦很順利，張作相、韓麟春、汲金純、湯玉麟等部，逐次抵抗，但都失敗，郭松齡下榆關、破連山，十二月初四佔領錦州，下令歇兵。 錦州是用兵必爭的關外第一個重鎮。清太宗五次侵明，一次直逼北京城下，但不能得尺寸地，是因為必須破山海關才能保持進兵輸糧的運道暢通；而欲破山海關，又必須先下「關外四城」：錦州、松山、杏山、塔山。所以清太宗第六次侵明，決計先攻錦州，築長圍以困明軍；洪承疇、吳三桂領兵十三萬赴援，守松山以與錦州呼應，苦戰經年，方得成功。 相反地，用兵關外，亦須先鞏固錦州，作為兵站，然後才能強渡大凌河，直取瀋陽。郭松齡在錦州歇兵，一方面補充禦寒服裝，一方面修復為奉軍破壞的大凌河橋，需要好幾天的耽擱；就在這時候來了兩個人，一個是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一個是熱河都統第三師師長闞朝璽的參謀長邱天培。 邱天培與郭松齡的心腹高紀毅、劉振東是同學；到了錦州先找高、劉密談，先取得支持，方始去見郭松齡，提出一個郭、闞互利的合作計劃。保全張作相，攻倒吳俊升，讓出奉天省。換句話說：奉天張作霖、吉林張作相、黑龍江吳俊升的局面，改為奉天張作霖、吉林張作相、黑龍江闞朝璽。 郭松齡心想，自己辛苦打出來的天下，讓張作相，闞朝璽坐享其成；而且三分有二，這叫甚麼合作？當下嚴詞拒絕，表示闞朝璽如願合力倒張，自所歡迎，不過應該將部隊交出來改編；闞朝璽調總司令部服務，待事起以後，另行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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