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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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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張學良電告郭松齡，立即停止進行編組工作；但生米已成熟飯，新任三旅長以外，誰當參謀長、誰當團長、誰當營長，亦已宣佈，大家正在彈冠相慶之際。如果突然改變既定事實，影響威信，打擊士氣，後果頗為嚴重，因此，郭松齡拒絕接受命令。張學良無奈，只能婉轉陳情，將補充旅的名義改為補充大隊。「老帥」準是准了，但大大地發了一頓脾氣，對郭松齡表示極度不滿。 其時入關奉軍已長驅南下，一條縱貫南北的津浦鐵路，所經四省，都換了督軍，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安徽姜登選、江蘇楊宇霆惟獨郭松齡向隅。 同功不同酬，眼看他人膺任方面，郭松齡心裏已經很不是味道；更想到當初結盟的約言，道是決無地盤思想，結果李景林、張宗昌還不是各佔一省？他更有一種受愚的感覺；想來想去一口氣嚥不下，牢騷便發在張學良身上。 「跟老帥，走老帥路子的，都得意了！只有跟了你這個倒楣蛋，連帶我亦倒楣？當初說好的，只幫老帥打天下，不佔地盤；現在呢？」 張學良不作聲。他有個想法：相知貴相知心；郭松齡應該知道，一旦他繼承了「老帥」的事業，水漲船高，如果他是東三省保安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權位豈止一省督軍而已。如今論功行賞，「自己人」，當然放在後面；郭松齡應該想得到這個道理，倘若想不到，解釋亦屬多餘，所以默不作答。 這是民國十四年九月間的話，隔不了兩個月，自封「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派兵攻楊宇霆，與浙江省長夏超，聯名通電，指斥奉軍違反淞滬永不駐兵的前令，聲明討伐張作霖。同時聯合江蘇安徽為奉軍壓迫的軍閥，分五路發動攻擊。楊宇霆、姜登選未穩，倉皇遁走。到得關外，力勸「老帥」對東南用兵；其時郭松齡正在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奉召兼程趕回瀋陽，發表他為第十軍軍長，隸屬於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駐濼州，為駐天津的張學良、駐滄州的姜登選作接應。 這時的郭松齡，早已有了異心。他是為馮玉祥看中了是個人才，當然也知道他有滿懷牢騷要發，所以借在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國內各地占山為王的軍閥，都派有代表赴日的機會，跟郭松齡搭上了線，只待俟機而動。現在，機會來了！ 馮玉祥要這樣做原因是，對於奉軍日漸增強的兵力，深感威脅。原來當奉軍大勝，第一、二、三軍長驅入關時，馮玉祥早經向段祺瑞表示過，直、奉兩軍雖是水火不容，他卻應該是例外。段祺瑞拍胸擔保，馮玉祥對張作霖幫忙極大，絕不會以仇敵相視。 可是段祺瑞是撿來的一個「執政」，並無任何力量，可以讓奉軍俯首聽命；尤其是前線將領，氣焰更甚，李景林一到就佔領了城外各處要點；郭松齡帶一個團駐在黃寺，控制北城，確保通路；張家父子在北平原有私邸，在西城麻線胡同，本為清初八「鐵帽子王」之一的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的府邸，房子極大，駐一營衛兵，猶自綽綽有餘。從十一月二十四，張作霖進京起，順承王府就成了北京的政治中心，門庭如市，氣勢懾人；要馮玉祥的部隊，讓出北京、保定、宣化的防地給奉軍。 這時的西北軍，已改稱國民軍，下轄三個軍，馮玉祥以總司令兼領第一軍；第二軍胡景翼、第三軍孫震，認為奉張咄咄逼人，無法忍受，深夜聯袂去訪馮玉祥，建議將張家父子「幹掉」。三個人研究了一個通宵，終於因為此舉後果嚴重，即令如「首都革命」那樣僥倖成功，亦不知何以善其後，只得放棄。 張家父子不知怎麼得到了這個情報，危地不宜久居，兩天以後，離京到天津；這裏有李景林的部隊，足以控制一切。但暗中的矛盾仍在，於是由段祺瑞出面調停，以皖系的盧永祥當直隸督軍，作為緩衝：讓出保定，大名的防地給李景林；河南則劃為國民軍的勢力範圍，由胡、孫二人分任河南的督軍與省長；馮玉祥仍舊去做他的西北邊防督辦，將他的第一軍分駐熱河、察哈爾、綏遠一帶。不過他是不甘寂寞，而且天性善變的人，一方面感覺到受了奉軍的壓力，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想像著能夠「幹掉」張家父子，自己的地位，馬上就可以一躍而為可與廣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禮的程度，那是多麼令人心醉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知道，即令能夠殺掉張家父子，並不能控制奉軍；所以要實現這個計劃，必須在奉軍內部找人合作。恰好有個裝了一肚子骯髒氣的郭松齡，可以利用。 其時由清末保皇黨、立憲派蛻變而來的進步黨失勢已久，想在軍閥中找幾個有頭腦、有辦法，也有力量的人，作為扶植的對象，等他們「馬上得天下」以後，由他在馬下「治天下」。當時所覓得的對象，第一個是孫傳芳；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這一班學有專長第一等名流，都是「聯帥」幕府的上客；第二個是馮玉祥，由徐謙在策動；這一次又找到第三個，就是郭松齡，由進步黨的要角，梁啟超的兒女親家林長民，親自出馬，輔佐郭松齡。 因此，郭松齡接到召回的電報後，由日本坐船到了天津，不回灤州防區，託病住入天津義租界義國醫院，邀集親信，密商大計，決定跟馮玉祥簽訂一件「密約」，由馮玉祥在道義及實質上支持他打回瀋陽，以後便以山海關為疆界，由郭松齡去埋頭「建設」。交換條件是郭松齡的部隊，須改稱「東北國民軍」，表示是馮玉祥的系統。 奉軍的精銳在郭松齡手中，又扼守灤州，只要一出山海關，便成席捲之勢；唯一的顧慮是直隸督軍李景林抄他的後路。因此，願以承認李景林直隸督軍的地位，並將熱河劃歸直隸作條件，換取李景林的合作。李景林是河北人，在關外多少受到猜忌；見此光景，雖未正式承諾，卻已表示默契於心。 那時軍閥打仗，干戈未見，筆墨先發；以「電報戰」作為序幕。這一次郭松齡的倒戈行動一開始，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覺得他是忘恩負義；為了師出有名，更為了爭取同情，這場「電報戰」尤其重要，因而特地禮聘此中「高手」饒漢祥，置諸後賬 這饒漢祥是湖北廣濟人，舉人出身；他會做婆婆媽媽、痛哭流涕的文章，替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恰好符合「黎菩薩」這個外號。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說他文章懇摯過人；有人說他文格太卑。當然，既謂之通電，不是做給極少數文宗看的；能夠感人，便能爭取諒解與支持，他的文章就管用了。 到得十一月二十二那天，郭松齡在灤州召集所部團長以上的軍官開會，慷慨陳詞，以至於自我激動得號啕大哭；不得不由他的妻子韓淑秀代為宣佈，要回師打回瀋陽。他的部下無不大驚，面面相覷，不知說甚麼好？及至郭松齡收拾涕淚，提出主張：退回關外，驅逐軍閥和罪魁禍首楊宇霆；此後埋頭建設東北，永遠不再參與內戰。要求贊成此一主張者，在會議錄上簽名。接著，便展開了四項行動；第一項是成立總司令部，依照與馮玉祥的約定，改稱「東北國民軍」；將第三方面軍團，改編為四個軍。第二項是發出三個通電，除了宣佈楊宇霆的罪狀，要求立即罷免以外，最主要的當然是請「老帥」下野，「少帥」接位。 這通電報自是饒漢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陳兵連禍結，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著用「曹瑋代興，下皆效命，傳之青史、播為美談」，將張作霖比作宋朝開國名將曹彬；筆鋒轉到張學良身上，說「漢卿軍長，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騎風雲而直上，歷雷雨而不迷。」以下自敘效命之忱，「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劻勷，竭誠匡佐」，由「更張省政，德制遼疆」以達於「三省富強、四鄰和睦。」到那時候，「老帥」儘可「婆娑歲月，賞玩煙霞，全主父之命名，享會公之樂事。果箕裘之盡善，曾灑脫以何妨？」電報到了瀋陽，急得繞室彷徨，除了求援於「老兄弟」吳俊升以外，別無長策的張作霖，聽人解釋這兩句話，道是「郭茂宸說，只要少帥能把千斤重擔頂得下來，老帥不妨瀟瀟灑灑地把權柄交了出去」。為之啼笑皆非。 第三項是臨時起意，得報安徽督軍姜登選的專車過境，派兵把他請下車來，扣留不放。第四項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長民；目的是要他來辦對日本的「戰時外交」。 原來清朝跟日本所訂，有關南滿鐵路的條約，附有極苛刻的條件：鐵路沿線若干里以內，保有種種特權，尤其是使用南滿鐵路運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電報給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保證「對於東北外僑生命財產，以及條約上的權利，必予尊重」，請他「轉達日本政府，通飭所屬駐東北文武官員，嚴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關東軍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關東軍跟張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討沒趣；希望用日本政府這頂大帽子將關東軍壓下來，此為釜底抽薪之計。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澤謙吉亦傾向於張作霖這一面，卻又為之奈何？ 這時期的日本對華政策，以「幣原四原則」為依歸；幣原是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他在歐戰結束後，代表日本參加華盛頓會議，與中國代表談判交還山東問題時，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條條件」為象徵的日本侵華路線，對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國十三年七月，參加加藤內閣為外相，在向日本國會發表就任演說時，提出對華外交方針，本乎四個原則，以比較地尊重中國為主。這四原則的第一條就是：「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幣原立即宣佈了日本的立場，是採取中立態度。那一次固然有軍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戰爭；但幣原外交的本質，仍舊使人對幣原充滿了信心；郭松齡就是深信此一原則必能實現的一個人。 除此以外，郭松齡另有一條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內閣，這條路子是從林長民身上找到的。林長民有一個換帖的弟兄，在台灣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顯榮，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黃海潛師，割讓台灣，義師紛起，清朝指派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交割台灣；就像法院拍賣人家的不動產一樣，不負責點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辦一個手續，日本人要想接收台灣，還得自己大動干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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