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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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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張學良電告郭松齡,立即停止進行編組工作;但生米已成熟飯,新任三旅長以外,誰當參謀長、誰當團長、誰當營長,亦已宣佈,大家正在彈冠相慶之際。如果突然改變既定事實,影響威信,打擊士氣,後果頗為嚴重,因此,郭松齡拒絕接受命令。張學良無奈,只能婉轉陳情,將補充旅的名義改為補充大隊。「老帥」準是准了,但大大地發了一頓脾氣,對郭松齡表示極度不滿。 其時入關奉軍已長驅南下,一條縱貫南北的津浦鐵路,所經四省,都換了督軍,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安徽姜登選、江蘇楊宇霆惟獨郭松齡向隅。 同功不同酬,眼看他人膺任方面,郭松齡心裏已經很不是味道;更想到當初結盟的約言,道是決無地盤思想,結果李景林、張宗昌還不是各佔一省?他更有一種受愚的感覺;想來想去一口氣嚥不下,牢騷便發在張學良身上。 「跟老帥,走老帥路子的,都得意了!只有跟了你這個倒楣蛋,連帶我亦倒楣?當初說好的,只幫老帥打天下,不佔地盤;現在呢?」 張學良不作聲。他有個想法:相知貴相知心;郭松齡應該知道,一旦他繼承了「老帥」的事業,水漲船高,如果他是東三省保安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權位豈止一省督軍而已。如今論功行賞,「自己人」,當然放在後面;郭松齡應該想得到這個道理,倘若想不到,解釋亦屬多餘,所以默不作答。 這是民國十四年九月間的話,隔不了兩個月,自封「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派兵攻楊宇霆,與浙江省長夏超,聯名通電,指斥奉軍違反淞滬永不駐兵的前令,聲明討伐張作霖。同時聯合江蘇安徽為奉軍壓迫的軍閥,分五路發動攻擊。楊宇霆、姜登選未穩,倉皇遁走。到得關外,力勸「老帥」對東南用兵;其時郭松齡正在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奉召兼程趕回瀋陽,發表他為第十軍軍長,隸屬於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駐濼州,為駐天津的張學良、駐滄州的姜登選作接應。 這時的郭松齡,早已有了異心。他是為馮玉祥看中了是個人才,當然也知道他有滿懷牢騷要發,所以借在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國內各地占山為王的軍閥,都派有代表赴日的機會,跟郭松齡搭上了線,只待俟機而動。現在,機會來了! 馮玉祥要這樣做原因是,對於奉軍日漸增強的兵力,深感威脅。原來當奉軍大勝,第一、二、三軍長驅入關時,馮玉祥早經向段祺瑞表示過,直、奉兩軍雖是水火不容,他卻應該是例外。段祺瑞拍胸擔保,馮玉祥對張作霖幫忙極大,絕不會以仇敵相視。 可是段祺瑞是撿來的一個「執政」,並無任何力量,可以讓奉軍俯首聽命;尤其是前線將領,氣焰更甚,李景林一到就佔領了城外各處要點;郭松齡帶一個團駐在黃寺,控制北城,確保通路;張家父子在北平原有私邸,在西城麻線胡同,本為清初八「鐵帽子王」之一的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的府邸,房子極大,駐一營衛兵,猶自綽綽有餘。從十一月二十四,張作霖進京起,順承王府就成了北京的政治中心,門庭如市,氣勢懾人;要馮玉祥的部隊,讓出北京、保定、宣化的防地給奉軍。 這時的西北軍,已改稱國民軍,下轄三個軍,馮玉祥以總司令兼領第一軍;第二軍胡景翼、第三軍孫震,認為奉張咄咄逼人,無法忍受,深夜聯袂去訪馮玉祥,建議將張家父子「幹掉」。三個人研究了一個通宵,終於因為此舉後果嚴重,即令如「首都革命」那樣僥倖成功,亦不知何以善其後,只得放棄。 張家父子不知怎麼得到了這個情報,危地不宜久居,兩天以後,離京到天津;這裏有李景林的部隊,足以控制一切。但暗中的矛盾仍在,於是由段祺瑞出面調停,以皖系的盧永祥當直隸督軍,作為緩衝:讓出保定,大名的防地給李景林;河南則劃為國民軍的勢力範圍,由胡、孫二人分任河南的督軍與省長;馮玉祥仍舊去做他的西北邊防督辦,將他的第一軍分駐熱河、察哈爾、綏遠一帶。不過他是不甘寂寞,而且天性善變的人,一方面感覺到受了奉軍的壓力,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想像著能夠「幹掉」張家父子,自己的地位,馬上就可以一躍而為可與廣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禮的程度,那是多麼令人心醉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知道,即令能夠殺掉張家父子,並不能控制奉軍;所以要實現這個計劃,必須在奉軍內部找人合作。恰好有個裝了一肚子骯髒氣的郭松齡,可以利用。 其時由清末保皇黨、立憲派蛻變而來的進步黨失勢已久,想在軍閥中找幾個有頭腦、有辦法,也有力量的人,作為扶植的對象,等他們「馬上得天下」以後,由他在馬下「治天下」。當時所覓得的對象,第一個是孫傳芳;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這一班學有專長第一等名流,都是「聯帥」幕府的上客;第二個是馮玉祥,由徐謙在策動;這一次又找到第三個,就是郭松齡,由進步黨的要角,梁啟超的兒女親家林長民,親自出馬,輔佐郭松齡。 因此,郭松齡接到召回的電報後,由日本坐船到了天津,不回灤州防區,託病住入天津義租界義國醫院,邀集親信,密商大計,決定跟馮玉祥簽訂一件「密約」,由馮玉祥在道義及實質上支持他打回瀋陽,以後便以山海關為疆界,由郭松齡去埋頭「建設」。交換條件是郭松齡的部隊,須改稱「東北國民軍」,表示是馮玉祥的系統。 奉軍的精銳在郭松齡手中,又扼守灤州,只要一出山海關,便成席捲之勢;唯一的顧慮是直隸督軍李景林抄他的後路。因此,願以承認李景林直隸督軍的地位,並將熱河劃歸直隸作條件,換取李景林的合作。李景林是河北人,在關外多少受到猜忌;見此光景,雖未正式承諾,卻已表示默契於心。 那時軍閥打仗,干戈未見,筆墨先發;以「電報戰」作為序幕。這一次郭松齡的倒戈行動一開始,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覺得他是忘恩負義;為了師出有名,更為了爭取同情,這場「電報戰」尤其重要,因而特地禮聘此中「高手」饒漢祥,置諸後賬 這饒漢祥是湖北廣濟人,舉人出身;他會做婆婆媽媽、痛哭流涕的文章,替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恰好符合「黎菩薩」這個外號。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說他文章懇摯過人;有人說他文格太卑。當然,既謂之通電,不是做給極少數文宗看的;能夠感人,便能爭取諒解與支持,他的文章就管用了。 到得十一月二十二那天,郭松齡在灤州召集所部團長以上的軍官開會,慷慨陳詞,以至於自我激動得號啕大哭;不得不由他的妻子韓淑秀代為宣佈,要回師打回瀋陽。他的部下無不大驚,面面相覷,不知說甚麼好?及至郭松齡收拾涕淚,提出主張:退回關外,驅逐軍閥和罪魁禍首楊宇霆;此後埋頭建設東北,永遠不再參與內戰。要求贊成此一主張者,在會議錄上簽名。接著,便展開了四項行動;第一項是成立總司令部,依照與馮玉祥的約定,改稱「東北國民軍」;將第三方面軍團,改編為四個軍。第二項是發出三個通電,除了宣佈楊宇霆的罪狀,要求立即罷免以外,最主要的當然是請「老帥」下野,「少帥」接位。 這通電報自是饒漢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陳兵連禍結,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著用「曹瑋代興,下皆效命,傳之青史、播為美談」,將張作霖比作宋朝開國名將曹彬;筆鋒轉到張學良身上,說「漢卿軍長,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騎風雲而直上,歷雷雨而不迷。」以下自敘效命之忱,「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劻勷,竭誠匡佐」,由「更張省政,德制遼疆」以達於「三省富強、四鄰和睦。」到那時候,「老帥」儘可「婆娑歲月,賞玩煙霞,全主父之命名,享會公之樂事。果箕裘之盡善,曾灑脫以何妨?」電報到了瀋陽,急得繞室彷徨,除了求援於「老兄弟」吳俊升以外,別無長策的張作霖,聽人解釋這兩句話,道是「郭茂宸說,只要少帥能把千斤重擔頂得下來,老帥不妨瀟瀟灑灑地把權柄交了出去」。為之啼笑皆非。 第三項是臨時起意,得報安徽督軍姜登選的專車過境,派兵把他請下車來,扣留不放。第四項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長民;目的是要他來辦對日本的「戰時外交」。 原來清朝跟日本所訂,有關南滿鐵路的條約,附有極苛刻的條件:鐵路沿線若干里以內,保有種種特權,尤其是使用南滿鐵路運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電報給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保證「對於東北外僑生命財產,以及條約上的權利,必予尊重」,請他「轉達日本政府,通飭所屬駐東北文武官員,嚴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關東軍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關東軍跟張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討沒趣;希望用日本政府這頂大帽子將關東軍壓下來,此為釜底抽薪之計。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澤謙吉亦傾向於張作霖這一面,卻又為之奈何? 這時期的日本對華政策,以「幣原四原則」為依歸;幣原是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他在歐戰結束後,代表日本參加華盛頓會議,與中國代表談判交還山東問題時,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條條件」為象徵的日本侵華路線,對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國十三年七月,參加加藤內閣為外相,在向日本國會發表就任演說時,提出對華外交方針,本乎四個原則,以比較地尊重中國為主。這四原則的第一條就是:「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幣原立即宣佈了日本的立場,是採取中立態度。那一次固然有軍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戰爭;但幣原外交的本質,仍舊使人對幣原充滿了信心;郭松齡就是深信此一原則必能實現的一個人。 除此以外,郭松齡另有一條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內閣,這條路子是從林長民身上找到的。林長民有一個換帖的弟兄,在台灣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顯榮,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黃海潛師,割讓台灣,義師紛起,清朝指派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交割台灣;就像法院拍賣人家的不動產一樣,不負責點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辦一個手續,日本人要想接收台灣,還得自己大動干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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