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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那時軍閥打仗，干戈未見，筆墨先發；以「電報戰」作為序幕。這一次郭松齡的倒戈行動一開始，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覺得他是忘恩負義；為了師出有名，更為了爭取同情，這場「電報戰」尤其重要，因而特地禮起此中「高手」饒漢祥，置諸後帳

　　這饒漢祥是湖北廣濟人，舉人出身；他會做婆婆媽媽、痛哭流涕的文章，替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恰好符合「黎菩薩」這個外號。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說他文章懇摯過人；有人說他文格太卑。當然，既謂之通電，不是做給極少數文宗看的；能夠感人，便能爭取諒解與支持，他的文章就管用了。

　　到得十一月二十二那天，郭松齡在灤州召集所部團長以上的軍官開會，慷慨陳詞，以至於自我激動得號啕大哭；不得不由他的妻子韓淑秀代為宣佈，要回師打回瀋陽。他的部下無不大驚，面面相覷，不知說甚麼好？及至郭松齡收拾涕淚，提出主張：退回關外，驅逐軍閥和罪魁禍首楊宇霆；此後埋頭建設東北，永遠不再參與內戰。要求贊成此一主張者，在會議錄上簽名。接著，便展開了四項行動；第一項是成立總司令部，依照與馮玉祥的約定，改稱「東北國民軍」；將第三方面軍團，改編為四個軍。第二項是發出三個通電，除了宣佈楊宇霆的罪狀，要求立即罷免以外，最主要的當然是請「老帥」下野，「少帥」接位。

　　這通電報自是饒漢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陳兵連禍結，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著用「曹瑋代興，下皆效命，傳之青史、播為美談」，將張作霖比作宋朝開國名將曹彬；筆鋒轉到張學良身上，說「漢卿軍長，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騎風雲而直上，曆雷雨而不迷。」以下自敘效命之忱，「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劻，竭誠匡佐」，由「更張省政，德制遼疆」以達於「三省富強、四鄰和睦。」到那時候，「老帥」盡可「翩翩歲月，賞玩煙霞，全主父之命名，享會公之樂事。果箕裘之盡善，曾灑脫以何妨？」電報到了瀋陽，急得繞室彷徨，除了求援于「老兄弟」吳俊升以外，別無長策的張作霖，聽人解釋這兩句話，道是「郭茂宸說，只要少帥能把千斤重擔頂得下來，老帥不防瀟瀟灑灑地把權柄交了出去」。為之啼笑皆非。

　　第三項是臨時期意，得報安徽督軍姜登選的專車過境，派兵把他請下車來，扣留不放。第四項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長民；目的是要他來辦對日本的「戰時外交」。

　　原來清朝跟日本所訂，有關南滿鐵路的條約，附有極苛刻的條件：鐵路沿線若干裡以內，保有種種特權，尤其是使用南滿鐵路運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電報給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保證「對於東北外僑生命財產，以及條約上的權利，必予尊重」，請他「轉達日本政府，通飭所屬駐東北文武官員，嚴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關東軍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關東軍跟張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討沒趣；希望用日本政府這頂大帽子將關東軍壓下來，此為釜底抽薪之計。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澤謙吉亦傾向于張作霖這一面，卻又為之奈何？

　　這時期的日本對華政策，以「幣原四原則」為依歸；幣原是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他在歐戰結束後，代表日本參加華盛頓會議，與中國代表談判交還山東問題時，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條條件」為象徵的日本侵華路線，對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國十三年七月，參加加藤內閣為外相，在向日本國會發表就任演說時，提出對華外交方針，本乎四個原則，以比較地尊重中國為主。這四原則的第一條就是：「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幣原立即宣佈了日本的立場，是採取中立態度。那一次固然有軍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戰爭；但幣原外交的本質，仍舊使人對幣原充滿了信心；郭松齡就是深信此一原則必能實現的一個人。

　　除此以外，郭松齡另有一條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內閣，這條路子是從林長民身上找到的。林長民有一個換帖的弟兄，在臺灣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顯榮，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黃海潛帥，割讓臺灣，義師紛起，清朝指派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交割臺灣；就像法院拍賣人家的不動產一樣，不負責點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辦一個手續，日本人要想接收臺灣，還得自己大動干戈。

　　於是日本派遣駐遼東的近衛師團向臺灣出動，由能久親王北白川宮率領，在光緒二十一年端午那天到達基隆；第二天自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陸；臺灣巡撫唐景崧派兵堵擊，兵敗潰退，臺北大亂。日本軍人生路不熟，不明虛實，要想找個嚮導；就這時候辜顯榮出現了，恰如二百三十年前，他的泉州同鄉前輩李光地迎清兵，將日本「皇軍」由間地領到臺北。以後又接連為日本立下幾件大功，換來好些物產專賣的特權，成了臺灣的巨富。

　　但是，在政治方面，辜顯榮卻還沒有甚麼地位；他從日本政府中所獲得的最高榮譽，不過是代表「島人」參加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以及當昭和天皇在東宮巡視臺灣時，獲得一座三等的瑞寶勳章。為了要想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有人配合幣原外交的趨勢，想出一個「日支親善努力」的題目，獲得日本政府許可，而有北京之行。

　　此行始於大正十四年，正也就是民國十四年的四月底，由辜鴻銘陪同，自東京出發，經漢城，過瀋陽到達北京，由林長民、熊希齡接待，見了執政段祺瑞；而且通過黃膺白的安排，特地到張家口跟馮玉祥見了面。林長民送了辜顯榮一張照片，上款題的是「耀星吾哥大人惠存」；下署：「乙丑初夏如弟長民敬贈」。有這樣深的交情，又有幣原四原則在，照郭松齡的打算，由林長民通過辜顯榮的關係，一定可以達到利用日本內閣來壓制關東軍不准干預他的倒戈行動的目的。當然，林長民亦是有此自信的。

　　這是郭松齡方面的如意算盤，但林長民卻根本沒有想到，在郭松齡出師回國的作戰過程中，還要去替他解決外交問題——他要解決的是自己的問題；進步党的成員，都非突然崛起的無名小卒，而是過去已有相當地位的名流或政客。活動的方式，亦多走高層路線；與馮玉祥專門打入對方的中下層，去挖人家的牆腳，恰好相反。這樣就必須要維持一個相當的排場，養著一批或多或少的食客，以供奔走；至於日常應酬、更不可少，所以每個月開支可觀。北京平時還保持著前清的慣例，除了打發下人的賞錢，及「逛胡同，叫條子」的車飯費以外，甚麼都可以掛帳、三節結帳，遇到端午、中秋還可以搪塞一番，到了年下就非開銷不可；林長民即有這樣的苦楚。

　　論人材，林長民不失為第一流；講關係，各方面也都說得上話，但民國誕生以後的北方政局，由袁而黎，由黎而馮，由馮而徐，以致黃陂複出，曹錕賄選，到此時的段祺瑞執政，除了張勳復辟失敗，黎元洪辭職，馮國璋扶正，段祺瑞組閣，進步黨人彈冠相慶，林長民做過「三月司寇」以外，一直就沒有得意過，問題是出在他急功好利又好名之過。

　　林長民為人處世有個大毛病，自以為他開出口來，對方一定要賣帳，答應得稍為不痛快些，他就會翻臉；而且疑心病極重，因此吃了大虧。

　　當徐世昌當總統時，曹汝霖曾推薦林長民為秘書長；徐世昌深諳黃老之學，以簡靜無為是尚，如何能要一個急功好名、喜歡生事的幕僚長？因而答說：「我的秘書長用不著盤盤大才。」這話傳到林長民耳中走了樣；他疑心徐世昌要用他，而曹汝霖在破壞，就此記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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