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86)_高陽

八六

　　「舒先生認為我們甚麼行動，顯示了缺乏談判的誠意？」

　　「你們不是積極在扶植汪精衛嗎？」

　　「扶植汪精衛，目的亦是為了謀取全面和平。」鈴木卓爾答說：「我們也想到貴方一定會對此有所懷疑，但是我可以負責告訴舒先生，汪精衛即使組織了政權，絕不會成為日本與中國談判全面和平的障礙。這一點，必要的時候，可以請汪精衛發佈聲明。」略停一下，鈴木又說：「而且據我知道，汪精衛的政權，能不能出現，還頗成疑問。」

　　對這一點鄭士傑當然非常注意，但不便形諸表面，只淡淡地說：「青島會議，不是已經開了嗎？」

　　「是的。青島會議正在開，會議主題，就是決定維新政府及華北臨時政府未來的地位。不過——」鈴木遲疑了一會，方又說道：「有一個消息，尚未證實，不妨提供舒先生作參考；青島會議結束以後，周佛海將飛日本，討論全面和平的問題；這就是說，貴方如果願意合作談和，只要有切實的保證，我們可以讓汪精衛停止組織政權的工作。」

　　「喔！」鄭士傑問道：「所謂切實的保證是甚麼？」

　　「譬如請蔣委員長發布聲明，願意照近衛聲明調整中日國交。」

　　鄭士傑本想率直拒絕，但覺得拖延一下也好；於是點點頭說：「好！我可以轉陳請示。」

　　「請問甚麼時候可以給我答覆？」

　　「三天至五天。」

　　「那末就折衷定為四天好了。」鈴木扳著手指說：「七、八、九、十，一月十日我們再見面。」

　　「好！一月十日。」

　　「請問，舒先生還有甚麼意見要我帶回去的？」

　　「有。第一，為了表現貴方的誠意，應該先停止組織意味著對抗國民政府的汪偽政權——」

　　「這一點，」鈴木立即接口，「我們剛才已經有結論了。請說第二點。」

　　「第二，談和是由貴方所發動，請把條件開過來。」鄭士傑緊接著又說：「近衛聲明是不能接受的，如能接受，中日的和平早就實現了。」

　　「是的。這句話很透澈。請問還有甚麼？」

　　「初步接觸，能在這兩點上獲致結果，已經很好了。」

　　「那末，我答覆舒先生，關於我方的條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一月十日見面時，能夠提交貴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樣也有很具體的答覆給我。」

　　當下在相當融洽的氣氛中分手。鄭士傑回去報告經過，大家都認為頗有收穫；同時根據各種情勢研判，認為採取「高姿勢」，效果將會更好。

　　所謂採取「高姿勢」，不獨指堅持強硬的立場，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態度，因為日本軍人的性格中，包含著一種變質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軟，叱斥往往比情商來得有效果。

　　因此，透過中間人很快地給了鈴木答覆：近衛聲明說不以蔣委員長為對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無理，而且無禮。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發佈聲明，不承認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以外的任何偽政權；那末，中國政府將會作出有利的反應。

　　這當然是日本軍部所辦不到的事。本來影佐禎昭策動汪精衛從抗戰陣營脫逃，只是利用他來作一個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沒有扶植他另組「政權」的打算。但由於周佛海的大肆活動，現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樣，以致日本軍部頗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衛；一方面又覺得汪精衛的「組府」，可以構成對國民政府的威脅，因而在舉棋不定的狀況中，形成聽其自然的情勢。

　　但由於國民政府對汪精衛「組府」一事，認為是日本有無求和誠意的一個考驗，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於是今井與影佐密商決定，今井仍按約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佐對汪精衛方面所提出的「還都」的條件，如國旗問題、承認問題，設法拖延不作解決，同時在側面鼓勵汪精衛、周佛海向重慶表達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這時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汪、日密約原件，及高、陶關於汪、日勾結的說明，不但對汪系要角，就是對影佐及他的「梅機關」，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但周佛海卻認為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他向犬養健說：「高陶發表的文件，對我們非常不利。如今要談補救之道，只有以行動來證明那些文件之不確。」

　　周佛海提出三項行動：第一、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別處，表示汪政府並非敵軍佔領下的傀儡政權；第二、加在國旗上的那條杏黃色飄帶取消；第三、日本盡快承認「新政府」。

　　犬養健表示同意，把握機會勸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順便談一談對重慶談和的問題。於是周佛海徵得汪精衛同意後，由犬養健及梅機關的石原少佐陪著，乘飛機秘密抵達福岡；參謀本部接到犬養健的通知，已經派了第八課長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參謀本部向重慶試探和平的負責人是「雙井」——今井與臼井；此時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榮屋旅館，密談對重慶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說得很堂皇，實際上是要勸服日本軍部全力支持「汪政權」盡快出現。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個堅強的據點，才能進一步向國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個「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強調，日本對國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過急，否則，重慶方面將會以為日本目前已陷於非常困難的地位，調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則不達。他這番話的用意，無非希望日本軍部瞭解，全面和平決不能在短期內出現，所以不應以向重慶試探談和而影響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並沒有受他的影響，日本軍部只希望從周佛海口中，瞭解一個問題；如果將來國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權為談和的先決條件，汪精衛持何態度。

　　「汪先生一直抱著苟利於國，生死以之的基本態度，將來新政府一定不會成為實現全面和平的障礙。」

　　這話說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滿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問：「現在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實際上是你在推動；所以你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後，跟國民政府決非處於對立的地位。我不存見諒於蔣先生的心；尤不存見用於蔣先生的心。為和平而來，當然為和平而去，將來和議告成，我要擺脫一切，做一個平民。」

　　臼井不瞭解周佛海是想過一手創一個「政權」的癮，只覺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對組織新政府，又表現得那樣熱中？不過，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緊；一旦跟國民政府談和談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話，逼他下場，他想戀棧也不行！

　　這樣一想，臼井覺得此行的任務已經完全達成，欣然辭去，當天就回東京，草擬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軍部求和之心甚亟，卻不知道「兩井」在香港的活動；覺得此行僅僅只跟參謀本部主管「聯合情報」的第八課長見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場以外，甚麼結果也沒有，是件相當洩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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