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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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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先生認為我們甚麼行動,顯示了缺乏談判的誠意?」 「你們不是積極在扶植汪精衛嗎?」 「扶植汪精衛,目的亦是為了謀取全面和平。」鈴木卓爾答說:「我們也想到貴方一定會對此有所懷疑,但是我可以負責告訴舒先生,汪精衛即使組織了政權,絕不會成為日本與中國談判全面和平的障礙。這一點,必要的時候,可以請汪精衛發佈聲明。」略停一下,鈴木又說:「而且據我知道,汪精衛的政權,能不能出現,還頗成疑問。」 對這一點鄭士傑當然非常注意,但不便形諸表面,只淡淡地說:「青島會議,不是已經開了嗎?」 「是的。青島會議正在開,會議主題,就是決定維新政府及華北臨時政府未來的地位。不過——」鈴木遲疑了一會,方又說道:「有一個消息,尚未證實,不妨提供舒先生作參考;青島會議結束以後,周佛海將飛日本,討論全面和平的問題;這就是說,貴方如果願意合作談和,只要有切實的保證,我們可以讓汪精衛停止組織政權的工作。」 「喔!」鄭士傑問道:「所謂切實的保證是甚麼?」 「譬如請蔣委員長發布聲明,願意照近衛聲明調整中日國交。」 鄭士傑本想率直拒絕,但覺得拖延一下也好;於是點點頭說:「好!我可以轉陳請示。」 「請問甚麼時候可以給我答覆?」 「三天至五天。」 「那末就折衷定為四天好了。」鈴木扳著手指說:「七、八、九、十,一月十日我們再見面。」 「好!一月十日。」 「請問,舒先生還有甚麼意見要我帶回去的?」 「有。第一,為了表現貴方的誠意,應該先停止組織意味著對抗國民政府的汪偽政權——」 「這一點,」鈴木立即接口,「我們剛才已經有結論了。請說第二點。」 「第二,談和是由貴方所發動,請把條件開過來。」鄭士傑緊接著又說:「近衛聲明是不能接受的,如能接受,中日的和平早就實現了。」 「是的。這句話很透澈。請問還有甚麼?」 「初步接觸,能在這兩點上獲致結果,已經很好了。」 「那末,我答覆舒先生,關於我方的條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一月十日見面時,能夠提交貴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樣也有很具體的答覆給我。」 當下在相當融洽的氣氛中分手。鄭士傑回去報告經過,大家都認為頗有收穫;同時根據各種情勢研判,認為採取「高姿勢」,效果將會更好。 所謂採取「高姿勢」,不獨指堅持強硬的立場,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態度,因為日本軍人的性格中,包含著一種變質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軟,叱斥往往比情商來得有效果。 因此,透過中間人很快地給了鈴木答覆:近衛聲明說不以蔣委員長為對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無理,而且無禮。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發佈聲明,不承認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以外的任何偽政權;那末,中國政府將會作出有利的反應。 這當然是日本軍部所辦不到的事。本來影佐禎昭策動汪精衛從抗戰陣營脫逃,只是利用他來作一個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沒有扶植他另組「政權」的打算。但由於周佛海的大肆活動,現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樣,以致日本軍部頗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衛;一方面又覺得汪精衛的「組府」,可以構成對國民政府的威脅,因而在舉棋不定的狀況中,形成聽其自然的情勢。 但由於國民政府對汪精衛「組府」一事,認為是日本有無求和誠意的一個考驗,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於是今井與影佐密商決定,今井仍按約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佐對汪精衛方面所提出的「還都」的條件,如國旗問題、承認問題,設法拖延不作解決,同時在側面鼓勵汪精衛、周佛海向重慶表達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這時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汪、日密約原件,及高、陶關於汪、日勾結的說明,不但對汪系要角,就是對影佐及他的「梅機關」,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但周佛海卻認為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他向犬養健說:「高陶發表的文件,對我們非常不利。如今要談補救之道,只有以行動來證明那些文件之不確。」 周佛海提出三項行動:第一、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別處,表示汪政府並非敵軍佔領下的傀儡政權;第二、加在國旗上的那條杏黃色飄帶取消;第三、日本盡快承認「新政府」。 犬養健表示同意,把握機會勸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順便談一談對重慶談和的問題。於是周佛海徵得汪精衛同意後,由犬養健及梅機關的石原少佐陪著,乘飛機秘密抵達福岡;參謀本部接到犬養健的通知,已經派了第八課長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參謀本部向重慶試探和平的負責人是「雙井」——今井與臼井;此時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榮屋旅館,密談對重慶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說得很堂皇,實際上是要勸服日本軍部全力支持「汪政權」盡快出現。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個堅強的據點,才能進一步向國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個「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強調,日本對國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過急,否則,重慶方面將會以為日本目前已陷於非常困難的地位,調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則不達。他這番話的用意,無非希望日本軍部瞭解,全面和平決不能在短期內出現,所以不應以向重慶試探談和而影響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並沒有受他的影響,日本軍部只希望從周佛海口中,瞭解一個問題;如果將來國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權為談和的先決條件,汪精衛持何態度。 「汪先生一直抱著苟利於國,生死以之的基本態度,將來新政府一定不會成為實現全面和平的障礙。」 這話說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滿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問:「現在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實際上是你在推動;所以你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後,跟國民政府決非處於對立的地位。我不存見諒於蔣先生的心;尤不存見用於蔣先生的心。為和平而來,當然為和平而去,將來和議告成,我要擺脫一切,做一個平民。」 臼井不瞭解周佛海是想過一手創一個「政權」的癮,只覺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對組織新政府,又表現得那樣熱中?不過,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緊;一旦跟國民政府談和談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話,逼他下場,他想戀棧也不行! 這樣一想,臼井覺得此行的任務已經完全達成,欣然辭去,當天就回東京,草擬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軍部求和之心甚亟,卻不知道「兩井」在香港的活動;覺得此行僅僅只跟參謀本部主管「聯合情報」的第八課長見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場以外,甚麼結果也沒有,是件相當洩氣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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