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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關係終於找到了,是重慶派在香港一位頗具權威的秘密代表。他當然深知最高當局決不移易的決心,與日本決無談和的可能;但正不妨利用此一機會,打擊汪精衛的「組府」;因此打電報回重慶,認為與今井武夫接觸,有利無害,除了打擊汪精衛以外,還可以從日本開出來的條件中,研判出日本軍部的意向。

  重慶的復電,批准了他的計劃。於是經過細心的安排,由中間人與今井派來的心腹鈴木卓爾中佐,取得了聯繫。這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本阿部內閣尚未垮台時的事。

  當時鈴木表示,初步談判的代表是今井;日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的條件。今井的對手,不必一定要在國民政府中負重要責任的人士;但必須是能夠直接跟蔣委員長說得上話的人。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日本軍部對談和是採取了很實際的態度;不願通過外交的途徑,作令人難耐的折沖,而希望領導中國全民抗戰的最高領袖,作一個旋乾轉坤的決定。

  這是妄想!但日本軍部有一個觀念始終扭不過來,從前清甲午年開始,中日間所有的武裝衝突,都是在中國委屈求全的原則下,和平結束的;日本軍部認為中國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難,過於往昔,而他們所開的條件,又較之過去已寬大得多,所以必定能為中國所接受。何況還有汪精衛這張牌可打。

  除此以外,還有板垣個人迫切期待能結束中國戰局的渴望——日本陸軍本為極端封建性與地方性的組織,從山縣有朋以來,一直以幕府時代的長州閥為主流,所以有「長州陸軍」之稱;陸軍大臣一直由長州系所把持,以後由於人才不濟,又重用大分閥的南次郎等人,結成長州、大分集團。

  與長州、大分系對立的薩摩、佐賀、土佐三閥的聯合勢力,由薩摩系的荒木貞夫領導。「二二六」事變,恢復陸軍大臣現役制,使得陸軍干政,達到內閣不能不俯首聽命的地步;因為陸軍如果拒絕推薦現役將官出任陸軍大臣,內閣即無法組成;或者陸軍不滿內閣的政策,由陸軍大臣提出辭呈,亦立即可倒閣,這一來,陸軍的態度,自然而然地決定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但是陸軍的態度並不一致,即由於長州,大分系與薩摩、佐賀、土佐系的國防思想不同,前者主張積極侵華,稱為「統制派」;後者則積極警戒日本的赤化,保持純粹的日本精神,稱為「皇道派」,這一派除了一意對蘇俄以外,反對進兵中國或者其他東南亞地區。

  「二二六事變」,皇道派全部垮台;統制派大為得勢,因而逐漸形成「七七事變」,演變為大規模的入侵中國。但在「八一三」以後,大藏省首先表示,軍費負擔極重;其他閣員亦深感不安。因而統制派中,對於中國戰局,分裂為「擴大派」與「不擴大派」。擴大派以陸相杉山元為首,其他巨頭包括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等,大致皆為陸軍省方面的要員。

  不擴大派集中在參謀本部。策動「九一八事變」的兩要角,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根本就反對在中國發動事變;這因為板垣與石原,對中國的瞭解,畢竟比較深刻的緣故。

  還有一件事非常不利於板垣的是,昭和天皇對板垣的印象很壞,在「帷幄上奏」時,常常給他軟釘子碰;而平沼內閣垮台,提出總辭時,昭和更面責陸相板垣不合作。因此,當阿部受命繼平沼組閣,面降敕命所作的訓辭、竟一反常例,直接指定陸相的人選。

  從「二二六」事件以來,昭和在歷任首相受命之頃,照例有三點指示:第一、尊重憲法;第二、對國際聯盟不得過分引起無謂的摩擦;第三、對財政、經濟方面,力求穩定。這一次對阿部的訓辭,除去這照例的三條以外,另有很具體的三條:第一、對英、美必須協調;第二、指定陸軍大臣,無論「三長官」如何決定,在梅津美治郎及畑俊六等兩人中,選定一人;第三,內務與司法,有關國內治安,人選須特別注意。

  原來陸軍大臣現役制,本是明治時代確定的;到了大正十二年山本權兵衛內閣,才擴大為預備役的將官,亦可擔任;等於許可非軍人出任陸軍大臣,為一種傾向於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現,所以是極可珍貴的改革。雖然,從山本權兵衛以後,從未出現過預備役的陸軍大臣,但陸軍大臣的選擇,首相自保有全權。及至「二二六」事變以後,陸軍大臣現役制復活;陸軍大臣即非內閣現役「三長官」推薦不可。所謂現役「三長官」是陸軍大臣、教育總監、參謀總長。

  昭和指示阿部、不顧「三長官」的決定;這在現役陸軍大將的阿部信行,是件很難的事。迫不得已跟板垣去商量;板垣心裏明白,這是昭和天皇對他及陸軍非常不滿的表示;如果仍舊高唱「為國家而違背聖意為不得已之舉」的論調,勢必與皇室及重臣發生極嚴重的衝突。因此,他表示諒解,打消原想推薦磯谷廉介的決定,同意以畑俊六為陸軍大臣。

  轉任參謀總長的板垣,直接掌握陸軍,在行動上獲得更多的方便;同時由於汪精衛組府的工作,在周佛海積極推動之下,雛形已具,一旦成立,勢必成為「桐工作」的一個障礙,所以今井武夫受命應克服一切困難,建立與重慶談判和平的直接通路。「桐工作」的成員,心情焦灼,對「敵情」不能出以冷靜理智的判斷,自不免受愚了。

  當鈴木卓爾提出對方人選的要求時,戴笠的代表特別按照鈴木的條件,開了一張名單;今井選中的一個是在西南運輸工作方面,負部分重要責任的舒先生;此人年紀還輕,家世顯赫。今井選中他的原因是,他的家族在國民政府中極有地位,而且頗為蔣委員長所重視;純粹作為一個「密使」來看,舒先生是很理想的人選。

  可是,舒先生從未跟日本人交往過,所以沒有一個日本人認識舒先生。即使在中國,由於舒先生交遊的圈子不廣,也從沒有照片在報上發表過;所以也絕少有人識得他的真面目。這一來,跟鈴木卓爾及今井武夫見面的,就不一定非舒先生不可。

  但是,舒先生與日本軍部代表秘密接觸的消息,如果為西方的情報人員所知,對國家將有不利的影響。因為美國和英國是支持中國抗戰的;而且日德意已締結了軍事同盟,德蘇又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方始進攻波蘭,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與日本雖都宣佈,對歐戰採取中立的立場,但誰都知道,日本傾向德國、美國支持英法。如果日本能自中國戰場這個泥淖中拔出腿去,等於德國增加了極大的援助,直接對英法,間接對美國,都將形成嚴重的威脅。這一來國民政府與美國、英國合作的誠意,受到懷疑,在談判中的貸款,能否成功,大成問題。

  因此,舒先生還是以不出面為宜;但已經允許了日本方面,未便出爾反爾。經過周密的研判,決定運用孫子兵法中「兵不厭詐」的原則,走一步是一步。

  原來是說明白的,舒先生出面是使用化名。所以找了一個姓鄭的工作同志,使用鄭士傑的化名,跟鈴木卓爾見面;這是一個試探,要看日本方面認不認識舒先生,如果不認識,那末對舒先生的一切又瞭解多少?

  在特定的地點見了面,透過翻譯的介紹,鈴木卓爾很熱烈地跟鄭士傑握了手,也很客氣地道了仰慕,然後談入正題。

  「今井武夫大佐,因為有一個重要的任務,今天不能跟鄭先生見面;我還沒有資格跟鄭先生談到停戰的實質問題,只是第一、希望瞭解貴方的意願;第二、約定鄭先生跟今井武夫大佐見面的日期。」

  「今井大佐甚麼時候可以到香港來?」鄭士傑用廣東話說;同時很注意鈴木所帶來的翻譯,一個懂粵語的姓楊的上海人。

  楊翻譯沒有任何懷疑的表情,鄭士傑心裏有數了,對方對舒先生一無所知。舒先生長在上海,除了上海話和英語外,一句廣東話都不懂。楊翻譯連一點都不知道;鈴木的語氣,亦很顯然地,還認他就是舒先生,這樣,自然應該照預定的步驟進行。

  預定的步驟是,如果對方覺察到他並非舒先生;鄭士傑便即聲明他是舒先生的代表;倘或毫無所覺,不妨冒充舒先生到底。

  「今天是一月六日,一個月以後如何?」鈴木問說。

  「那就是二月六日。我想,原則可以同意。但如貴方並無談判的誠意,二月六日見面亦是無益的。」

  「舒先生誤會了!如果我們沒有謀取和平的誠意,根本就不必跟舒先生見面。」

  「話是這麼說,但貴方的行動,告訴我們必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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