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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陳公博是在民國十二年春天，由日本到紐約的，隨即進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院。他本來是專攻哲學的；進修卻改了研究經濟，而研究經濟的目的，實在是研究政治。因為陳公博在研究倫理學及各國政治史以後，有了一個確信不疑的結論：除了責任沒有道德；除了經濟沒有政治。

　　研究經濟當然要研究馬克思主義。陳公博在道經芝加哥時，定購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與恩格斯合著的書在內。經過三年的鑽研，馬克思的主張，在講責任、講道德的陳公博心目中，幾乎沒有分文價值了。

　　首先他發現，馬克思所說中產階級消滅的理論，是絕對欠正確的。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革命有幾個階段，最初是資本主義消滅了封建；然後是資本主義消滅了中產階級；這時社會上就只剩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壁壘，最後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但美國的實際情形，及統計數字告訴他，馬克思的 《共產黨宣言》出世後，中產階級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增加到了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其它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來馬克思沒有想到，科學技術，會飛躍進展；技術工人的工資，超過若干自由職業者的收入，這班工人自然逐漸變成中產階級。馬克思所引為革命群眾基礎的產業工人，有誰願意由中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

　　第二個發現的是唯物辯證法的不合邏輯。陳公博是哲學系出身，很容易地將唯物論辯證法的「娘家」找了出來；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的辯證法，源于他的老師黑格爾的學說，其實這個辯證法是由希臘形而上學的學者芝諾所發明。

　　黑格爾的辯證，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真理。因此辯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面；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面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這樣相反相生，永無休止；所以共產黨不斷製造矛盾，不斷展開要鬥爭。但馬克思推斷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再有無產階級的反面；矛盾沒有了，鬥爭也停止了！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無休止的邏輯？陳公博認為，共產宣言不過是對工人的煽動宣傳，決不是真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第三個發現的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只是平面的、浮淺的觀察。他認為一個工廠的盈餘，都是廠主剝削工人而來的。在一個小小的純以勞力為主的工廠，這個理論還有點相似；但施之於大企業，則馬克思的理論，完全失去了根據。譬如煙酒專賣，剩餘價值很多；能說所有的盈餘，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來的嗎？當然不是！諸如國家賦予的獨佔權、技術、增加生產、減低成本的企業管理方法、廣告等等，都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因素。豈能一筆抹煞？

　　不過陳公博亦有困惑，這些道理是極淺近的：何以馬克思會看不透，發出如此論調？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馬克思流亡在英國寫《資本論》時，正當產業革命初期，確有這些剩餘價值的現象，以致他據為定論。 《資本論》就算有價值，也是一時的；純經濟的學識，不管是亞當斯密的《原富》，或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會四海皆准，古今不變。陳公博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富強之道，只有民生主義。

　　「我與公博同感；不研究共產主義，不知民生主義之可愛。」周佛海說：「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後，對共產黨的一切，就漸漸疏遠了。在黃埔軍校成立後，我應戴季陶先生電邀，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是鮑羅廷，我跟他大辯論過幾次；我告訴他——」

　　周佛海告訴鮑羅廷說：共產黨的任務是社會革命；國民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所需要的是後者，不是前者。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在當前並不需要農民對地主，與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的鬥爭。那樣會將力量抵消，適足以予敵以可乘之機，使得外患內憂，更加嚴重。共產黨如果真想跟國民黨合作，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全力來參加國民革命。

　　鮑羅廷自然不會同意這一看法。在經過幾次激辯後，周佛海發覺第三國際仍是以蘇俄為本位；完全沒有顧到中國人的願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產黨的通知。

　　周恩來得知這個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門，將周佛海從夢中喚醒，苦苦相勸。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無動於衷，周恩來只得悵然而去。

　　「我自問對國民黨是有貢獻的，不過我也必須坦白地說，這一份貢獻並不能抵消我在組織中國共產黨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說：「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動了許多純潔青年，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去開會；其中有三十多人，後來到了莫斯科，進東方大學中國班，經過瞿秋白的翻譯，學習馬克思理論；雖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數在以後成了中共最堅強、最有力的幹部，像在『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過化了一個月不到的工夫，在長沙、武昌、安慶、蕪湖、南京跑了一圈；會留下這麼深的禍根。我很慚愧地公開這一段經過，是表示我的懺悔，我對不住國家，尤其對不住我的家鄉湖南。老實說，今天我追隨汪先生從事和平運動，主要的一個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慶，為我解釋我的心境。」

　　對於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當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時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二月二十四日。

　　＊ ＊ ＊

　　汪精衛的話很漂亮，只要有利於全面和平，他怎麼樣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十二天以前的承諾以後，也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和立場。

　　「請你在竭見蔣先生的時候說：南京的『中央政府』，勢必組織，但決不為東京與重慶之間講和的障礙，同時請你勸蔣先生，不要因為日本遭遇困難而輕敵；也不要根據個人恩怨來決定大計。」

　　「好！」司徒雷登也很鄭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話帶到。」

　　「請問周先生，」傅徑波問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甚麼時候成立？」

　　「下個月。」

　　「這麼快？」傅涇波訝異地問。

　　「是的。籌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周佛海的兩句回答，語氣簡單有力，聽上去充滿了信心；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組府」的工作，問題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國民政府，關閉了和談之門，不願過於明顯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癥結。影佐禎昭在國內所受的壓力甚重；他倒是講「道義」的，始終支持汪精衛與周佛海，無奈以他的地位，發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須另外尋日本方面的關係，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談判停戰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囂塵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參加「新中央」的，亦不免遲疑觀望。汪系人物中，比較冷靜的，看出形勢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現在的情形是，前臺已經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著看這台戲；可是後臺的角色還沒有齊，有的來過又走了；有的雖然來了，在那裡抽煙、喝茶閒聊天，不肯扮戲，如果角兒再不出場，觀眾一走散，這台戲根本就唱不成；那時怎麼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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