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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這一下就盤詰不休了。林北麗緊張得一顆心直抵喉頭,口乾舌燥,雙眼發花;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突然看到丈夫又往回走了。這是第二次釋放,林北麗喜極淚流;想迎上前去,而旋即警覺,不可有感情上過分的表現,應該保持平靜到最後。

  那知變起倉卒,一聲槍響,林庚白倒在地上;林北麗不暇思索,拔步往坡下奔,到得林庚白身旁,想去扶救時,又一聲槍響,她只覺得右臂像被火燙了一下——事實上是一顆子彈穿過她的右臂,打中了林庚白的背部,位置是在左面,正好是心臟部位,成了致命之傷。

  「庚白!庚白!」林北麗忍痛扶起丈夫;但見雙眼上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人世了。附近人家,聽得槍聲,多在窗戶縫隙內窺看;等日軍揚長而去,方敢出來問訊。林家的傭人亦已趕到,乞求鄰居相助,將林北麗的傷處草草包紮,扶著去求醫;醫師診所,拒而不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肯收容的醫院。

  安置了林北麗回來再料理林庚白的身後,時逢亂世,棺槨難求,只能草草掩埋天文臺附近的一處菜園內。四十五歲的盛年,如此結束;善於「人鑑」的林庚白,是怎麼樣也自我鑑照不到的。

  ▼第十七章 名流星散

  (香港淪陷後,政要名流的下落。)

  就在這一天,日軍開始對香港發動總攻擊,由第二十三軍第三十八師團為基幹的佐野兵團,分左右兩翼,在香港的筲箕灣及北角強行登陸;九龍方面可以看到日軍在香港升起的氣球,顯示登陸已經成功。

  在日軍炮轟香港及強行登陸以前,曾兩次派遣參謀向英軍勸降,都被嚴詞拒絕;登陸以後,亦仍然不願投降。於是,出現了一場自日軍侵華以來,從未見過的奇特形式的戰役,因為香港是丘陵地帶,復有堅固的高樓大廈,可以代替防禦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為戰,短兵相接的巷戰,但也不是開闊地帶,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陣地戰,而是兩者交替的進行。佐野兵團自香港東北角,向西推進,初步以佔領位於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馬侖山為目標;混戰了兩天,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佔領了黃泥湧山峽,驚喜地發現了大水塘——香港自來水的唯一水源地。

  這一來,日軍等於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壞了給水設備,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煙獄中了,只有熾熱的炮火,沒有點滴清涼的甘露。英軍是非投降不可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平靜無事,午後的炮火卻空前地熾烈,「山頂區域」——香港最高貴的地帶,亦是總督府所在地,硝煙瀰漫,驚心動魄。這樣到了下午五點五十分,「扯旗山」上終於扯出白旗,停戰投降的命令,迅即傳到各防守地區。日軍亦作了相同的反應,炮聲頓息,只有斷續的機關鎗聲;真如「鳥鳴山更幽」一樣,反更顯出死樣的沉寂。

  而就在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現了石破天驚的舉動;有位賦性正直敢言,著作甚豐的名記者李健兒,筆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現白旗以後,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聲:「自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然後縱身一躍,碧血四濺於皇后大道中。

  此外,還有防守西線的司令官勞森准將,奉令停戰後,單人雙槍,衝入日軍陣地,見人便射,殺了十幾名敵人,終於死在亂槍之下。

  在九龍,半島酒店雖然五樓已成為日軍司令部,但對旅客,居然仍舊供給「聖誕大餐」,而且是傳統上必不可少的火雞。但隔海突然的沉寂,為大家帶來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慾無不大受影響。

  深夜,在耳語中流傳著一個消息,香港總督楊慕琦,已率同「太平紳士」,向日軍投降;事後「太平紳士」各自回家,楊慕琦則已被送至九龍,此刻就住在半島酒店六樓。

  ***

  日本政府正式發表,派磯谷廉介為總督;廣東的特務機關長矢畸堪十郎為政治部長,主管民政。但此時港、九最有權力的日本人,卻是一個名叫岡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華老牌特務機構「梅機關」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為「梅機關」支部的「興亞機關」。早在「十二.八」以前,岡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動;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為「特偵」,以及失陷在九龍的要人名流,被請到半島酒店,以便接受「保護」,都是岡田一手所策劃。

  及至香港淪陷,那裏的要人名流,一樣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後,並「半島」的「楚囚」於「香港」;但為政府工作的要員,卻都由水路或者化裝為難民,進入廣東,由惠陽經韶關而脫險。

  在日本人看,被軟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處的。其中有張靜江的女婿,做過外交部長的陳友仁、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顏惠慶、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曾任暨南大學校長的鄭洪年、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段祺瑞一系的大將曾雲霈、《星島日報》董事長,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粵軍前輩許崇智。

  許崇智是在香港的廣東人中,聲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岡田首先策動他來歌功頌德,勸人歸順。軟哄硬逼,許崇智無可奈何,只有點頭。

  講詞當然是岡田派人寫好拿來的;許崇智到了電台,以毫無表情的聲音,照本宣科。最後應是宣佈「完了」二字;許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講的話講完了!」坐在收音機前的人,心照不宣,許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監聽的人,大為惱火,找他去辦交涉;他很輕鬆地答說:「我說的是實話,不是你們交代我要這麼講的嗎?」

  在軟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過得卻很悠閒,除了供給不缺,可以在酒店的範圍內自由走動,甚至可以來八圈衛生麻將;也不禁親友的拜訪。只有一個人例外,交銀通行總經理唐壽民。

  唐壽民是江蘇鎮江人,銀行界中「鎮江幫」很有名,所謂「江浙財閥」之「江」,看起來指江蘇,其實是指鎮江。交通銀行的董事長胡筆江,也是鎮江人;但他跟唐壽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陰錯陽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三年前的八月間。那時中央政府已決定遷到重慶,但國家行局的業務重心,卻在香港;財政部為了召開貨幣金融會議,電令在香港的國家行局總經理,到重慶商討籌備事宜,據說胡筆江怕唐壽民在最高當局面前,有不利於他的陳述,因而自告奮勇,願作此行。當時的飛機票很難買,結果從金城銀行所定的機器中,情讓到一張,預定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搭「桂林號」起飛。

  恰好立法院長孫科,訪俄回國,經港小住,也定在這天飛到漢口向最高統帥覆命。中國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飛機是上午八點鐘起飛的「重慶號」。這天一早,孫科由隨員梁寒操等人陪著,從半島酒店到了啟德機場;時間太早,「重慶號」還在作例行的地面檢查工作。孫科只當替他預備的是專機,應該「升火待發」,人到即行;見此光景,大發脾氣,原車回到半島酒店,開始早餐。看看時候將到,隨員促駕,而孫科餘怒未息,遲遲起行。

  中國航空公司已知道孫科對他們不滿,如果「重慶號」按時期飛,等他一到,無機可搭,豈非更要大發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線由昆明轉重慶的「桂林號」,乘客都已到齊,於是中航將飛行程序變更了一下,讓「桂林號」提前起飛。

  那知飛機一出航線,便有四架日本零式戰鬥機在等著了。原來中蘇復交後,民國二十五年,成立「中蘇文化協會」,一直是孫科當會長,抗戰爆發,中央決定派他與王寵惠展開對蘇談判,接洽軍援;這年初夏,更發表孫科為特使,率領一個訪問團,搭機繞道歐洲,飛抵莫斯科,洽借一億五千萬美金的軍火援助。這一來大遭日本軍閥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買通了一個姓彭的漢奸,打聽到了孫科的行期,要置他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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