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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於是他說：「贛南不行，總也有別的地方出鎢吧？」

　　「贛南是鎢的主要礦區。此外，廣東、廣西、湖南也有。」

　　「只要有就行了。請你不要指定地點；只說你所需要的東西，等我來想辦法。」

　　「我需要稀有金屬；還有桐油。」

　　「桐油不行！」徐采丞說：「陳光甫弄成功的美國借款，指明以桐油抵帳。」

　　「那末——」

　　「大佐，」徐采丞搶著說：「我們現在無法作細部的討論，當然你需要甚麼東西，請你開個單子。」

　　「當然單子一定要開的。」

　　「那末，交易的方式呢？」徐采丞說：「內地缺少日用必需品，如果拿這些物資去交換，我相信對方是願意作有利考慮的。」

　　「民生必需品很多，你所說的是那幾種；也要看我們這裡有沒有？」

　　「當然要有的才行；譬如紗布。」

　　「這些都可以想辦法。總之，以有易無，能夠拿這裡的民生必需品，交換到戰略物資，我負責說一句，這樣的生意，一定做得成。」川本極有信心地說。

　　「目標是這樣，話不能明說，說拿民生必需品，交換戰略物資，很明顯地是吃虧了。」

　　「徐先生，我希望你瞭解，」川本的神情轉變得很嚴肅了，「中日是兄弟之邦，全面和平，終究要達成的，所以基本上我們並不願與重慶政府為敵。我們曾透過各種途徑向重慶政府接頭，希望能與蔣委員長談和。你總知道『桐工作』吧？」

　　徐采丞只知道日本軍閥在華的特務機關，分為松、竹、梅三個機關，誰知還有甚麼「桐工作」！是不是也有一個「桐機關」，主持者是誰；工作的重心是甚麼？

　　看他的神氣，便知「桐工作」三字是初次聽到；川本便說：「桐工作的主持者，是今井武夫大佐；他在前年春天，跟重慶政府的代表，有過多次接觸；全面和平的談判，功敗垂成。可是，我們決策方面願與重慶政府以和平手段解決戰局的基本方針，至今未變。交換到的戰略物資、決不會用來跟對方作戰。這一點，務必請你設法解釋明白。」

　　徐采丞聽他的話，一面點頭；一面心裡好笑。由於他提到今井武夫、以及在香港跟重慶政府代表接觸的話，徐采丞方始明白，所謂「桐工作」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十章　金井梧桐】

　　原來日本侵略中國，一直由少壯派軍人在主持；其中最急進的是，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爾，九一八事變即為石原所策劃而由板垣執行，所以有「石原智略、板垣實行」之稱。

　　七七戰起，板垣正任陸相；後來又轉任總參謀長。原以為戰事在短期內即可結束，哪知中國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決定抗戰到底；眼看日軍陷入泥淖，亟亟乎希望自拔，因而多方設法求和。

　　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在對華求和的路線上，兩人的主張積不相容。

　　影佐禎昭走的是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直截了當地，想跟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談和。當汪政府密鑼緊鼓地預備登場時；今井武夫亦派人在香港鑽頭覓縫找尋重慶的關係。

　　關係終於找到了，是重慶派在香港一位器具權威的秘密代表。他當然深知最高當局決不移易的決心，與日本決無談和的可能；但正不妨利用此一機會，打擊汪精衛的「組府」；因此打電報回重慶，認為與今井武夫接觸，有利無害，除了打擊汪精衛以外，還可以從日本開出來的條件中，分析出日本軍部的意向。

　　重慶的複電，批准了他的計畫。於是經過細心的安排，由中間人與今井派來的心腹鈴木卓爾中佐，取得了聯繫。這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本阿部內閣尚未垮臺時的事。

　　當時鈴木表示，初步談判的代表是今井；日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的條件。今井的對手，不必一定要在國民政府中負重要責任的人士；但必須是能夠直接跟蔣委員長說得上話的人。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日本軍部對談和是採取了很實際的態度；不願通過外交的途徑，作令人難耐的折衝，而希望領導中國全民抗戰的最高領袖，作一個旋乾轉坤的決定。

　　這是妄想！但日本軍部有一個觀念始終扭不過來，從前清甲午年開始，中日間所有的武裝衝突，都是在中國委屈求全的原則下，和平結束的；日本軍部認為中國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難，過於往昔，而他們所開的條件，又較之過去已寬大得多，所以必定能為中國所接受。何況還有汪精衛這張牌可打。

　　除此以外，還有板垣個人品切期待能結束中國戰局的渴望——日本陸軍本為極端封建性與地方性的組織，從山縣有朋以來，一直以幕府時代的長州閥為主流，所以有「長州陸軍」之稱；陸軍大臣一直由長州系所把持，以後由於人才不濟，又重用大分閥的南次郎等人，結成長州、大分集團。

　　與長州、大分系對立的薩摩、佐賀、土佐三閥的聯合勢力，由薩摩系的荒木貞夫領導。「二二六」事變，恢復陸軍大臣現役制，使得陸軍干政，達到內閥不能不俯首聽命的地步；因為陸軍如果拒絕推薦現役將官出任陸軍大臣，內閣即無法組成；或者陸軍不滿內閣的政策，由陸軍大臣提出辭呈，亦立即可倒閣，這一來，陸軍的態度，自然而然地決定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但是陸軍的態度並不一致，即由於長州，大分系與薩摩、佐賀、土佐系的國防思想不同，前者主張積極侵華，稱為「統制派」；後者則積極警戒日本的赤化，保持純粹的日本精神，稱為「皇道派」，這一派除了一意對蘇俄以外，反對進兵中國或者其它東南亞地區。

　　「二二六事變」，皇道派全部垮臺；統制派大為得勢，因而逐漸形成「七七事變」，演變為大規模的入侵中國。但在「八一三」以後，大藏省首先表示，軍費負擔極重；其它閣員亦深感不安。因而統制派中，對於中國戰局，分裂為「擴大派」與「不擴大派」。擴大派以陸相杉山元為首，其它巨頭包括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等，大致皆為陸軍省方面的要員。

　　不擴大派集中在參謀本部。策動「九一八事變」的兩要角，板坦征四郎與石原莞爾，根本就反對在中國發動事變；這因為板垣與石原，對中國的瞭解，畢竟比較深刻的緣故。

　　還有一件事非常不利於板垣的是，昭和天皇對板垣的印象很壞，在「帷幄上奏」時，常常給他軟釘子碰；而平治內閣垮臺，提出總辭時，昭和更面責陸相板垣不合作。因此，當阿部受命繼平治組閣，面降敕命所作的訓辭、竟一反常例，直接指定陸相的人選。

　　從「二二六」事件以來，昭和在歷任首相受命之頃，照例有三點指示：第一、尊重憲法；第二、對國際聯盟不得過分引起無謂的摩擦；第三、對財政、經濟方面，力求穩定。這一次對阿部的訓辭，除去這照例的三條以外，另有很具體的三條：第一、對英、美必須協調；第二、指定陸軍大臣，無論「三長官」如何決定，在梅津美治郎及畑俊六等兩人中，選定一人；第三，內務與司法，有關國內治安，人選須特別注意。

　　原來陸軍大臣現役制，本是明治時代確定的；到了大正十二年山本權兵衛內閣，才擴大為預備役的將官，亦可擔任；等於許可非軍人出任陸軍大臣，為一種傾向于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現，所以是極可珍貴的改革。雖然，從山本權兵衛以後，從未出現過預備役的陸軍大臣，但陸軍大臣的選擇，首相自保有全權。及至「二二六」事變以後，陸軍大臣現役制復活；陸軍大臣即非內閣現役「三長官」推薦不可。所謂現役「三長官」是陸軍大臣、教育總監、參謀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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