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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徐家的經濟大權，握在老大手裡；老二要用錢，不能不問老大要，可想而知的，一回兩回，還則罷了；三番五次，臉色不免難看，於是齟齬日期，心病日深，吵起架來，話也就越說越難聽了。

　　在徐老二想，父親的財產，本有一半可分，此時要用，大不了記一筆帳，將來分家照算。而徐老大早期遲眠孳孳為利，掙來大把銀子，自覺一大半是他的功勞；老二不但不想一想創業維艱，也該動動手、幫幫忙，反而拿父兄的血汗錢去揮霍。這樣的敗家子，要不要氣煞？

　　即由於彼此的想法，南轅北轍，終於同胞手足之間，有一天發生了大衝突。哥哥罵弟弟沒出息，是討飯的命；弟弟指哥哥把持財產，思量獨吞。徐老大暴怒之下，出手教訓弟弟，一個要打，一個要逃；一個要逃，一個要追，由三樓追到二樓，看看要追上了，徐老二不免情急。恰好樓梯轉角處，有一把開進口藥品木箱用的小斧頭，徐老二抄到手裡，當頭一下。德國貨的斧頭雖小，鋒利非凡，這一斧砍在徐老大的天靈蓋上，頓時倒地不起，等家人趕來勸解，血流滿面的徐老大，已經魂歸地府了。

　　徐翔蓀得知凶訊，幾乎昏厥，驚痛稍定，想到善後。這一想又幾乎魂靈出竅，弒兄是逆倫大罪，不必查六法全書，就可以斷定是遇赦不赦的死罪。大兒子死在小兒子手裡，小兒子又要為大兒子償命，剎那間不可思議地變成絕後，真正叫慘不可言！

　　怎麼辦呢？死了一個，不能再死一個！徐翔蓀知道，這件事的關鍵在媳婦手裡。於是走到哀痛欲絕的「大少奶奶」面前；叫得一聲，彎倒雙膝，直挺挺地跪在兒媳婦面前。

　　他開出來一個請「大少奶奶」饒恕老二的條件，財產先提一半歸長房，其餘將來按股另分。此外，只要「大少奶奶」提出要求，能辦得到的，無不照辦。事已如此，「大少奶奶」就是心中萬分不願，也只好應允，不加追究。

　　雖然安撫了長房媳婦，但要瞞住這件事，問題還是很多。首先屍首一送殯儀館，傷痕顯著，殯儀館依照規定要報告巡捕房；那裡耳目眾多，就算殯館肯馬虎，亦必會有消息洩漏出去。所以屍首決不能送殯儀館。

　　不送殯儀館送何處？上海租界上，從無買棺材抬到家來盛殮之事；經至親密友商量，決定先送到同仁輔元堂驗屍所去驗屍；當然，這要費很大一番周折，好得錢多，居然買通了那裡的職員，弄來一具病死的丐屍，冒充徐老大，經過檢驗，順利過關，法醫在屍格上所填的死因是：「委系因病致死，並無別情。」然後就在同仁輔元堂棺殮，再移送殯儀館去辦喪事。

　　當時，有幾個記者在場，總覺得耳目難瞞；徐家便又分別致送紅包，都是來者不拒。

　　其實，駐在的記者，並不知道有此偷天換日，屍首調包的情形。收到了紅包，反而覺得奇怪，倒要問一問，何以如此「客氣」？

　　這一問起來，方知真相；而且知道事主是殷實出名的徐翔蓀，想想替他瞞這樣一件逆倫重案，而紅包只是戔戔之數，太划不來。但「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不便翻悔；中間也有少數人表示不滿，無奈這件事擺不到杠面上去談，也就只好認吃啞巴虧，悶聲不響。所以各報隻字未登；除了徐家極少的關係人以外，外界並不知道有這麼一件駭人聽聞的兇殺案。當然，華美藥房上上下下的職工，每人都收到了「老老闆」的一個厚甸甸的紅包，是不消說得的。

　　《平報》的記者巫煦仁，窮數日之力，將真相細節，摸得清清楚楚；他的筆下本也來得，加以為了要洗刷自己，所以行文語氣之間，毫無隱諱。這篇特稿寫成以後，送到金雄白那裡，認為不論從新聞、法律、是非上任何一個觀點去看，都不能不發表，於是批了個「照發」；總編輯關照本埠社會新聞版編輯，列為頭條。

　　第二天一早，整個上海都轟動了！平報館門口擠滿了人，因為報攤上的《平報》一搶而光，有些讀者親自到報館來買報；也有些人是看了報來打聽消息的。報館電話不斷，更是件可想而知的事。

　　再下一天，各大報急起直追，連篇累牘都是徐家有弟弒兄的報導。這一來，徐翔蓀又要急得昏厥，托出人來四處打招呼；解鈴繫鈴，第一個要找金雄白。

　　徐翔蓀托的是他的一個同行，中法藥房經理許曉初；由許曉初托一個金雄白的同鄉，而且有私交的章正範來疏通。

　　「徐家的要求是，希望不再登這條新聞。」章正範說：「我知道你辦報，從來不拿人家的錢；所以徐翔蓀跟我說：條子要多少，請金先生開口。我回復他說：金先生雖姓金；金條是打不倒的。而且他自己有爿銀行，金條也不少。不過，我希望你賣一個交情。」

　　金雄白早就知道，必有人來說情；答覆是早就想好了的，此時不慌不忙地答說：「此事我本無成見，不過，別家報紙已經登了。我們亦不便中斷；否則豈不是自己招供：此地無銀三百兩。如果能保證其它各報都不登，我也一定不登。」

　　這個保證，章正範如何辦得到。事實上，不登也來不及了，因為法租界警務當局，已經採取行動，由捕房律師向上海第二特區法院提起公訴；提到徐老大的棺材，開棺相驗，腦袋上斧痕極深，確系傷中要害致死。

　　接下來，便是徐老二被捕；徐翔蓀已下了決心，為了能留下一條根，不惜傾家蕩產要買次子的一條命。

　　徐翔蓀的銀彈攻勢。起先不夠強烈；後來又忒嫌過火，從法院到報館，鈔票處處送到，哪知越送越壞，送得越多，消息的標題做得越大。事實上審判的過程，亦很戲劇化，更增加了新聞性；各報為了本身的銷路，對此大好題材，亦不容記者輕輕放過，無不加枝添葉，盡力渲染，因而連謠言都登了上去；不過最後加一句：風聞如此，真相不明。

　　當然，徐家所請的律師，酬勞是出乎一般想像地高；律師挖空心思，想出一個辦法，教徐老二裝傻，到得堂上，不管法官如何盤詰，死不開口，為的是可以讓法官援用刑法

　　「刑事責任」中，「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的條文，宣判無罪。

　　這是如意算盤，第二特區地方法院院長孫紹康，以及承辦推事，儘管傳言鑿鑿有據地說他們受了徐家重賄，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判徐老二無罪；可是畢竟未判死刑、有期徒刑不多不少十年整。

　　牢獄之災不免，絕後之憂可解，徐翔蓀也就不打算替兒子上訴了。哪知檢察官說好不上訴的，竟然上訴了！徐翔蓀得知其事，嚇得魂靈出竅，細細打聽。更覺大事不妙，原來檢察官是奉部長之命上訴。

　　司法行政部長本來是張一鵬；他的老兄叫張一麟，是袁世凱最親密的幕僚，但非洪憲勸進的「功臣」。等到袁世凱八十三天的春夢一醒，大限亦到，他亦就回到蘇州，息影林泉，不問世事。

　　抗戰爆發，張一麟想起日本人逼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的猙獰面目，新仇舊恨，交感於心；上書請纓，要組織一支「老子軍」。還做了一首詩，就現成的吳宮舊事作品句：「娘子何如老子軍？」傳誦一時，當然，只是佳話而已；蔣委員長命陳佈雷寫了一封情文周摯的覆信，謝慰勸阻，打消其事。雖有人傳以為笑談，畢竟對士氣是有鼓勵的。

　　這張一鵬與汪精衛是在日本學法政的同學，北洋政府時代，做過司法行政部次長；罷官以後，在上海掛牌做律師，以他的資歷聲望，自然而然地被選為上海律師公會的會長，而且一做做了許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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