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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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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迷途未遠】 兩個多月以後,汪精衛終於由上海飛到了東京。他們由河內回上海,是日本派出一條「北光丸」秘密護送的;不去歐洲而回到上海,表示汪精衛決定要「組府」了。汪系的人說:汪精衛本無此打算;只為河內事件所刺激,改變了初衷。 隨同汪精衛一起飛日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衛的日語翻譯員周隆庠,以及另一要角,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大家都被招待在東京北郊古河男爵的別墅居住;連高宗武手下的科長董道甯都不例外,唯獨高宗武被指定住在隅田川西岸橋場町大谷米太郎家。表面的理由是,高宗武有肺病;但是,大谷米太郎跟他的家屬,並沒有可以免於受肺病傳染的機能。 對於這樣一份特殊的待遇,高宗武確很傷心。「和平運動」是他發起的,如今不但成了局外人,而且據他的同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透露,他還有生命的危險。 於是高宗武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個人,此人姓黃,名群,字初溯,後來改為溯初;他是浙江溫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民國初年與梁啟超、張君勱在一起,屬於所謂「研究系」;近十幾年來不甚得意,隱居在長期的曉濱村。高宗武不但是他的同鄉後輩,而且自留學至從政,一直受他的提攜;如今身處危疑,唯一可以為他祛疑解惑,指點迷津的,便只有此人了。 「我之從事和平運動,原來是要為蔣先生效勞;後來日本兩度發表聲明,不以蔣先生為和談對手,那我就只好找汪先生了。汪先生也說過。要和要戰,都該由蔣先生出面;所以我之請汪先生出面,實際是過個渡。哪知道,現在情況不對了!汪先生內有陳璧君,外有周佛海,日夜煽動,預備要自己來幹了。」 「於是,你就受排擠了!」黃溯初說:「我聽說影佐禎昭視你如眼中釘;那是必然之理。你想,影佐禎昭是參謀本部的中國課課長,奉派到上海組織『梅機關』,他代表的是日本軍閥的利益;日本軍閥自然希望中國分裂,有個傀儡政權在手裡,作為工具。至於影佐個人,當然亦希望一手炮製一個偽政權出來,像溥儀的『御用掛』吉岡安直那樣,可以做太上皇。如今你想拿和平運動由汪先生過個渡;要戰要和最後由蔣先生去決定,無論從那一點看,都跟影佐的希望相反,自然非去之而後快不可。」 這番分析鞭辟入裡,高宗武心悅誠服;隨即問說:「黃先生,那末你看,我以後應該怎麼辦?」 「那要看你自己。」黃溯初是策士型的人物,先要探明高宗武的意向,才能替他出主意;他試探著問說:「汪政權成立,外交一席,自然非你莫屬?」 「那裡!汪先生不會給我的。」 「他預備如何安置你?」 「『老太婆』跟我來說:你才三十出頭,年紀還輕;大器晚成,需要磨練,不妨先當次長,只要工作有表現,不怕不會更上層樓。」 「『老太婆』是誰?」黃溯初問:「是指陳璧君?」 「是的。沒有一個人不討厭她;也沒有一個人不怕她,所以背後都是這麼叫她。」 「喔,」黃溯初又問:「你是不是想當部長呢?如果你當他的外交部長,我來替你畫一條路出來。」 「不!」高宗武說:「我想跳出去。」 「此話當真?」黃溯初念了一句《武家坡》的白口。 「真的。」 「好!」黃溯初又念「歸去來辭」了:「『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你既有此大徹大悟的決心,我少不得又要到軟紅十丈中走一遭。」 一夕深談,決定了高宗武的出處;等他跟著汪精衛回到上海,黃溯初也買舟西航,悄然到了紙醉金迷,畸形繁榮的「軟紅十丈」之中。 一到上海,黃溯初便去看他的一個同鄉徐寄廎;他是浙江興業銀行的董事長,「江浙財閥」的巨頭之一。此外,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頭銜——國民政府在上海設有一個「統一工作委員會」,徐寄廎是委員之一,負責金融方面的工作。 「宗武想要跳出來,」黃溯初問道:「你看要怎麼走一條路子,才能通到委員長官邸?」 「自然是戴、杜之間挑一位。」徐寄廎說:「我看托月笙比較好;聯絡比較方便。」 「月笙不是在香港?」 「他有代表在這裡;這兩天從香港回來。」徐寄廎說:「我去看一看。請你在這裡等回音。不過,溯老,最好請你寫幾個字,讓我帶去。」 「你們辦銀行的,講究手續清楚。」黃溯初笑著問道:「你要我怎麼寫?」 「月笙識字不多;要托他甚麼事,要言不煩寫兩句。」 黃溯初點點頭,就現成的筆硯,寫了一張便條,只得九個大字:「高決反正,請向渝速洽。」無上款,亦無下款。 帶著這張便條,坐上汽車,徐寄廎逕自去訪杜月笙的代表。此人名叫徐采丞,本是《申報》老闆史量才的幹部,在一.二八以後所組織,由史量才擔任會長的上海地方協會做事;及至史量才被刺,上海地方協會由副會長杜月笙「扶正」,他才列入杜氏門牆,成為「恒社」的中堅分子。到得上海地方協會的秘書長黃炎培去職,徐采丞接掌了這個職位,無形中成為杜月笙向地方各機關打交道的代表;他處事穩重,頭腦清楚,善於利用各方面的關係,而且有功不伐,寵辱不驚,杜月笙最欣賞這種個性的人,所以抗戰一起,遠走香港,指定徐采丞做他在上海的代表;「恒社」弟子,以及杜家下人,包括管家萬墨林在內,他都有權指揮的。 巧得很,徐寄廎去訪他這位同宗時,徐采丞剛從「胡佛總統號」下船回家。兩人閉門密談;徐寄廎扼要說了經過,隨手取出黃溯初的親筆便條,要求徐采丞原船回香港,跟杜月笙去報告。 * * * 杜月笙在香港的場面,自然不如在上海;但好客依然,除了九龍柯士甸道的私寓以外,特地在香港告羅士打飯店七樓,辟了個長房間,作為每天下午會客之處。更上層樓,便是咖啡座,無形中成了杜月笙的大客廳;海外流人,只要跟杜門中略有淵源的,盡不妨到那裡去泡,咖啡蛋糕,喝足吃飯,抹抹嘴走路,帳單自有人付。 至於七百零五號的座上客,不是密友,便是特客;或是片刻不可離的親信智囊。徐采丞一到香港,下了船正是杜月笙每天會客的時候;自然驅車直奔告羅士打。 「咦!采丞,」林康侯說:「鄉下人勿識走馬燈,又來哉!」 徐采丞若無其事地一一招呼;杜月笙見他四日之隔,去而複回,料知必有函電中所不便說的緊急事故,當即向在座的林康侯、王曉籟,以及受戴笠委託,在香港擔任特別代表的王新衡說道:「唐老、曉籟哥、新衡兄,你們坐一坐,我跟采丞去說一句話。」 七百零五號類似總統套房;外間客廳很大,里間臥室也不小,兩張雙人席夢思以外,還綽有餘裕,可以擺一張小圓桌、四把靠椅、一張書桌、一個活動酒櫃。徐采丞跟著杜月笙到了裡面,隨手將房門關上;然後打開隨身攜帶的手提箱,將那張便條交到杜月笙手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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