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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搜秘(11)

我前文中提及《木蘭獲鹿圖》後面有乾隆親題的七言律詩一首，另有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一節。高文指出，乾隆香妃打獵在乾隆廿五六年，而伍彌泰授大學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似乎不可能相隔了廿幾年，再叫伍彌泰來題詩。再說伍彌泰是蒙古人，可能不通漢文，再查徐世昌所輯的「清詩匯」計兩百卷，亦無伍彌泰之詩，因此證明伍彌泰不會做詩。 　　我現在要申辯的是，郎世寧所繪的「香妃畫像」，多半在乾隆廿五六年間完成，但有些畫是若干年後，重加裝裱的，如乾隆五十五年，他八十歲過壽時，香妃早已死去多年，但乾隆對她一直念念不忘，有一幅香妃個人的「宴居圖」，畫像上蓋有「八征耄念之寶」的印章亦是郎世寧所繪，並書有「禦賞郎世寧繪香妃宴居圖萬壽聖典重裝奴才耆齡監工」等字，即是一例。《木蘭狩獵圖》完成於乾隆廿五六年，過了廿多年，又重加裱裝，請伍彌泰題詩，並非不可能。再說伍彌泰題的詩，可能是蒙文，或滿文，予以漢譯的，也是可能的，因伍彌泰他處很少看到他的詩，確是事實。 　　乾隆搜藏的那些郎世寧所繪的畫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裝裱時，在畫後都有大臣在後面題詩，並且例有漢、滿、蒙、回、藏等五種不同文體的文字。我所認識的，只是漢字，其餘四種文字，都看不懂，伍彌泰的詩，是否蒙文漢譯，或由他人代為捉刀，我不得而知。 　　最後，我要聲明的是，我強調「容妃不是香妃」，香妃確有其人其事，並不是在罵高陽。我只是引用我所看到的一些文字資料、物證、人證，來證明一件事。孟森先生過去弄錯了，我們不能跟著盲從，再繼續錯下去。 　　八、我也為所謂香妃再說幾句話 　　姜龍昭先生還要「為香妃說句話」，越說越奇，也越說越荒謬，只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些甚麼？譬如，既肯定「香妃」為「霍集占小王爺之妃」，乾隆囑兆惠「生致之」，而後文又說「香妃之兄圖的和加」，「曾護妹入京」，豈非又是個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 　　雖然姜先生引了好些例證來支持他的說法，但稽諸可靠的記載，則殊不然，如說有一「阿洪」，向梁寒操先生出示「香妃姓氏世系考錄」，但乾隆年間戍守新疆的旗人七十三，著《回疆風土記》（中華版古今遊記叢鈔卷四十二）則謂：「回子無姓氏宗譜」。至於「香妃墓」及「香娘娘廟」，同時及稍後之人，如七十五著《新疆紀略》；洪亮吉著《伊黎日記》；倭仁著《莎車行紀》；林則徐著《荷戈紀程》，描寫風土極詳，而皆無一字涉及。請問讀者，你是相信年代久遠、記述傳說的梁寒操的話呢？還是求證于名士、名臣的洪亮吉、倭仁、林則徐的親身經驗？ 　　倘謂爭辨的焦點是郎世寧所作，伍彌泰題詩的那幅「木蘭獲鹿圖」，說伍彌泰的詩「可能是蒙文，或滿文，予以漢譯」；以及「乾隆搜藏的那些郎世寧所繪的畫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裝裱時，在畫後都有大臣在後面題詩。並且例有漢、滿、蒙、回、藏等五種不同文體的文字。」直可謂奇談之尤，根本就不必作甚麼辨解了，不過我還是想告訴姜先生，我們的《故宮文物》月刊，連載過一篇韓北新先生所作《郎世寧繪畫系年》的文章，凡是郎世甯存在清宮的作品，每一幅都有詳細的紀錄，你不妨檢查一下，你所說的，郎世寧為香妃所作的十一幅畫像，在不在內？韓先生是何說法？ 　　大約三十年前，我作了一個考據，請胡適之先生看；適之先生以微帶呵責的語氣說：「這種考據做不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大膽的假設」必須有一個「有可能」的前提，如果根本無此可能，先存成見於胸中，則「求證」必不能「小心」，經不起駁斥，豈非枉拋心力，自討苦吃？ 　　現在我又多明白了適之先生的一層意思，像這種無中生有的考據，往往會發生誤導讀者認不清歷史人物及真相的後遺症。乾隆一代英主，極重威儀及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他常譴責科舉出身而行止卑污的臣工：「此豈讀書人之所應為？」若謂承平之世能殺其夫（霍集占）；奪其妻（所謂「香妃」），此不但不是讀書人之所應為，而且何以服藩屬之心，而能令其帖然效順？果然如此，以後幾次甘回、陝回作亂，天山南北路及青海的藩部早就起而回應了，乾隆又有何英主令名之足稱？ 　　最後要作個聲明，關於「香妃」的問題，在我來說，辨之已明，不必再談；姜先生如仍有話說，我不想再奉陪了。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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