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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搜秘(9)

　　七、對容妃不是香妃一文的回應

　　姜先生的大作，我用他的「三項鐵證」就可以將它全盤推翻，無須再看他的著作。」下面談他的「三項鐵證」：

　　第一項，四枚象牙鑰匙的問題（原文恕不照引）這是一項不明宮禁規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所謂『皇上鑰匙』，試問此鑰匙是皇帝自己掌握，還是指皇帝所居宮殿的鑰匙？若是前者，皇帝莫非跟齊白石老先生那樣，親自將家中所有的鑰匙懸在腰間？宮殿鑰匙，例由各宮的總管太監掌管，帝后妃嬪是不管的；其重要宮門的鑰匙，則由「敬事房」掌管。如是後者，皇帝的寢宮不止一處，這把「皇上鑰匙」，到底是乾清宮呢？還是養心殿？

　　又，姜文中說「清史沒有文字記載，是因她未從乾隆，且被賜死，故沒有冊封。」既未冊封，何來「香妃」的封號？此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不知姜先生何詞以解？再者明清妃嬪封號，從無用「香」字這種不莊重的字眼者。

　　第二項，香妃「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東的『香塚』（高陽按：應作「南下窪」，亦曰「下窪子」，其地在先農壇以西）。在乾隆年間，只有陶然亭，並無香塚，而所謂「香塚」者，不過出土二尺的一方小石碣；相距尺許另有同樣的一方，題曰「鸚鵡塚」。《骨董瑣記》引《越縵堂日記》謂：「丹陽張春陔禦史盛藻所作」。而「天咫偶聞」則進一步謂：「相傳香塚為張春陔侍禦瘞文稿處；鸚鵡塚則諫草也」。（高陽按：張盛藻字春陔，湖北枝江人，拔貢出身，同治二年補江南道禦史。見「清朝禦史題名錄」，李蓴客所記微誤。）

　　關於香塚的傳說甚多，或曰葬八大胡同名妓蒨雲；或曰葬湖北女子李窈娘。謂葬「香妃」亦是其中一說，但此說最不可信。珍妃之死，時人以詩詞悼志者，不計其數；是故倘真有「香妃」之如姜先生所說的「忠貞愛國殉節」事蹟，如此大好題材，豈有不付諸吟詠之理。但我讀過同光年間詠陶然亭的詩，有李慈銘、張之洞、梁鼎芬、鄭孝胥、黃節等五家，詩皆七律，但沒有一個字提到所謂「香妃」。豈非是「香妃」子虛烏有的反證？

　　第三項，說郎世寧為「香妃」畫過十一幅像，其中有一幅為臺北李鴻球先生所收藏，我曾為李先生題過他的藏品，原想把他手中的「香妃」像，借來一觀，但看到姜文後面一段，心想不看也罷。

　　十一幅「香妃」畫像中，以有乾隆禦題七言律詩，及「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這一幅最值得注意，但翻一翻《《清史稿》》伍彌泰傳，不禁啞然失笑，這幅偽畫就歷史來說，荒唐得豈有此理；但相信在藝術上，一定具有相當的水準，不然騙不過《雄獅美術》月刊的編輯。

　　現在指出荒唐之處如下：

　　㈠郎世甯歿於乾隆三十一年，而如有「香妃」打圍獲鹿之事，應在回部初平以後的二十五六年，至遲不會超過乾隆三十年，而伍彌泰授東閣大學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這年分上的差異怎麼說？

　　㈡或謂畫在乾隆三十年以前，題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後，則試問乾隆何以找出二十年前被賜死的「香妃」畫像，命大臣題詩？有甚麼明確的證據及理由？就算一時高興，不必找理由，但亦絕不會命伍彌泰題，因為伍彌泰認不認識漢文都是疑問。遑論題詩；更遑論為詩雖做得不好，但眼界極高的乾隆題詩？

　　伍彌泰何許人？蒙古正黃旗人、雍正二年襲伯爵，方在幼年，他從當佐領起，一直都是在軍旅中服務，一任理藩院尚書，只要懂蒙古文即可；乾隆四十八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上書房總諳達，更為不通漢文的明證。

　　甚麼叫諳達？雖亦是皇子的老師，但只教騎射，在上書房是沒有座位的，與教漢文的師傅，坐而授書，身分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入閣拜相的伍彌泰，能奉旨題詩，他應該當上書房的「總師傅」，而非「總諳達」。

　　再舉一個反證：徐世昌所輯的《清詩匯》，計二百卷，收詩人六千一百五十九家，但翻遍雍、乾、嘉三朝的目錄，無伍彌泰之名，可知他不會做詩。

　　更舉一個反證：伍彌泰是和珅的外祖父，而伍入閣時，和珅正得寵；乾隆何不命和珅題詩，而要派伍彌泰這個差使？和珅亦會做詩，但清詩匯收其弟和琳、其子豐紳殷德的詩，獨遺和珅，因為他的詩近乎「裡諺村謠」。乾隆可以讓他當翰林院掌院，但從未叫他題過畫，做官與學問是兩碼事，這一點乾隆是最清楚的。

　　總而言之，有關「香妃」的文物，都是假骨董，北平專有這麼一班高手造假來騙洋人及二百五的「專家」，如十幾年前，大陸的紅學專家將《紅樓夢》炒熱了以後，即有大批與曹雪芹有關的假骨董出現，為我「捉賊捉贓」捉出來的有好幾起，大陸紅學專家，皆無異詞；今年初夏我在北平時，大陸紅學領導人馮其庸為我召集了兩次眾會（無周汝昌。這個胡適之先生的『關山門』的『小徒弟』，似乎跟臺灣投過去的馬璧那樣，在我從上海到北平，所接觸到的文教界人士，從無人提起過他們），對我的指斥藉曹雪芹來斂財的行徑之可鄙可笑，皆持肯定的態度。

　　「香妃」的傳說，流播裡巷已久；及至「官大表准」的朱總長認為此即「香妃」，而又由等於國立博物館的「古物陳列所」，公然陳列于武英殿側的浴德堂，並詳加說明，何能令好奇多金的西洋觀光客不信？於是假骨董大批出籠矣！

　　走筆至此，我認為此重公案辨之已明，但猶有不得已於一言者，因為姜龍昭先生最後的一段話，無異指著鼻子罵我造謠生事。如果他僅是罵我，我不在乎，高陽「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挨的罵很多，本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義，不作申辯。但是以對考據的基本修養尚不具備；於清朝的制度人物亦複茫然的姜龍昭先生，居然武斷輕率地說，容妃不是香妃，香妃另有其人，那是對孟心史先生及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們的一種侮辱。他們，或則幽明異路，或則形同敵國，皆不能直接向姜先生作何爭辯；不過，他們的蒙謗，事由我起，因此，我不得不向姜龍昭先生提出抗議。如果姜先生對我所駁的「三項鐵證」，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駁，高陽從此不搞考據，也不寫歷史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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