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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六

　　宣統元年正月十六，孫家鼐、那桐奏複謝遠涵參劾陳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結論是：「該尚書陳璧才氣素優，勇於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勝才，往往失之操切，輿情不洽，聲名頓減，遂致謗議叢生。此次所參贓私各節，或未免人言之過，然濫費公帑，濫用私人，檢查該署官冊，皆所難免。徇情見好，殊愧公忠，職守有虧，實難辭咎。」奉旨交部嚴加議處，終於革職。而謝遠涵所指責的梁士詒、葉恭綽、關冕鈞、關賡麟，盡皆安然無事。

　　其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自知「袁黨」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摺繕寫有瑕疵的細故，傳旨申飭，見微知著，託病奏請開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親貴也不放心他膺邊疆重寄，正好郵傳部尚書出缺，便保他繼任，調雲貴總督錫良為東三省總督。

　　這一來，另一個「袁党」楊士驤，更為恐慌，喝酒打牌時，常會突如其來的說：「我楊老四可不是袁黨！」但旁人不是這麼看法，覺得楊士驤恃袁世凱為奧援，冰山既倒，怕他何來？直隸有看不下的事，盡不妨攻擊。

　　於是有個給事中高潤生，對直隸百姓無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總辦李德順發難，狠狠參了一本。當然牽涉到津浦路的總辦大臣呂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卻是楊士驤。因為李德順的差使，是出於楊士驤所保薦，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楊士驤之有今日，可說一半靠袁世凱，一半是靠李德順。

　　李德順是廣東人，出身微賤，卻娶了個德國女人為妻，一向在青島一帶廝混。庚子以後，楊士驤飛黃騰達，兩年工夫由直隸候補道做到署理山東巡撫，自分「官居極品」，不但難望更上層樓，巡撫能夠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於李德順的投效，竟又開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來其時朝廷很注重對德的外交，而山東是德國的勢力範圍，所以楊士驤做山東巡撫，第一件大事便是將德國人敷衍好。李德順便替楊士驤策劃，暗中以光緒二十四年為膠州灣事件所定條約中，許予德國而未履行的利益，如採礦權等等，確定讓予德國，而表面談判撤兵的條件，只是以二十八萬銀元買回德國所蓋的營房。朝廷認為楊士驤善辦外交，大為激賞。

　　同時，李德順又常陪著楊士驤到青島，跟德國駐華的官員敦睦友誼。此外，凡可以取悅德國的花樣，無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國的報紙，常常恭維楊士驤，而德國的公使、領事，只要有機會，亦無不大贊楊士驤。由是之故，袁世凱內召，保楊繼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順本來是北洋洋務局的翻譯，久住天津，此時當然隨著楊士驤捲土重來。其時津浦路的督辦大臣呂海寰，雖當過駐德公使，但不諳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兩國的款子建造，合約內規定南北兩段分聘英、德總工程師。呂海寰以語言隔閡，無法與北段的德國總工程師直接打交道，譯員又不甚得力，深以為苦。於是楊士驤正好推薦李德順，經過呂海寰同意後，奏請派為津浦路北段總辦。

　　於是，李德順上恃直督，外結客卿，盡奪呂海寰的權柄，不但經費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呂海寰下條子派的人，亦未必能為李德順接受。至於工程，則自徵收民地到購料雇工，營私舞弊，無所不用其極，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幾不知有國家二字。本來在盛宣懷當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時，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權拱手讓人，梁士詒代之而起，全力相爭，大為改觀。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兩段各用英德總工程師各一人以外，別無束縛，而李德順則不但公款存在德華銀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師、書記、醫官之類，用了六十幾名無事可做、坐領乾薪的德國人。最後，打算將津浦路天津總站設在城南南關地方，可把「天津衛的哥們」惹火了！

　　天津華商的市面，都在城東城北，鐵路總站既對繁華地方有極大的作用，理應設在水陸均便的河北。而南關地方，窪下不毛，且距運河不近，同時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車站在河北，如由北繞西而南，轉車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車站迤西辛莊地方，設置總站，且已破土。此為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任內，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結果。及至袁世凱被逐，李德順推翻原議，棄北就南，說穿了，無非既以媚外，亦以營私而已。

　　原來南關以東，便是各國租界，德國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設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會成為水陸要衝，盡奪華商之利。

　　至於李德順的營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個姓曹的，合設了一家公司，在南關預定建作總站之處，以極賤的價錢，收買了大批土地，但呈報農工商部註冊，報的是每畝六百五十兩，將來徵購，自然照此給價。一轉手之間，估計可以有五十萬銀子的暴利，但所謀如果不成，則此一大片鬧水的窪地，就更難脫手了。

　　這一來，天津與直隸的士紳大嘩。及至高潤生發難，朝旨派直隸徹查，楊士驤正在設法為他洗刷之際，直隸全省士紳，大動公憤，在天津集會，認為津浦路的工款，雖借英德外債，但一部分是直隸、山東、安徽、江蘇四省在食鹽上加價而來，所以津浦路是國家的鐵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鐵路，不容李德順隨便盜賣主權、侵吞肥己，決定調查他的弊端，預備「京控」。

　　楊士驤看眾怒難犯，答應將總站仍舊移回辛莊。但公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幫辦大臣孫寶琦，亦主張嚴辦，而所有的報紙，一致抨擊，使得楊士驤又急又氣。四月二十八那天，將李德順找了來，痛駡一頓，餘怒未息，隨即趕到新車站去迎接欽差。

　　欽差是法部尚書戴鴻慈，奉派為答謝俄國遣使來吊國喪的專使，由京出國，經過天津。照規制，凡欽差過境，督撫要「請聖安」，儀制是在欽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陳設香案，等欽差在香案後面東首站定，督撫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禮，稱名請安，欽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為柱石督撫，恩禮特優，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儀式便算結束。

　　有了火車，請聖安當然是在車站。列車開到，司機的技術很高明，車停穩了，欽差花車的出入口，恰好對正鋪在月臺上的紅地毯。戴鴻慈神情肅穆地下車站好，楊士驤便領頭行禮，口中說道：「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楊士驤，率領屬下，恭請聖安！」

　　「安」字還不曾出口，人不對了，但見手足牽動，口眼俱斜，一頭栽在紅地毯上。當即有人驚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帥中風了！」

　　於是一陣大亂，欽差亦就無人招呼，趕緊將楊士驤送回衙門，由衛生局總辦屈庭桂，延請德、法醫生各一會診，性命暫時保住了，但身子癱瘓，神智不清，而且哭笑無常。於是駐保定的藩司崔永安，連夜趕到天津來照料，楊士琦亦由京裡趕來探望，同行的還有袁克定，是來「觀變」的。

　　楊士驤的病不好亦不壞，但縱能保得住命，亦是帶病延年，直督非開缺不可，因而自問資格夠直督之任的，無不大肆活動，尤其是山東巡撫袁樹勳，據說派他的兒子帶四十萬銀子進京在鑽門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楊士驤病勢突變，終於不治。喪事由楊士琦主持，靈前懸一副楊士驤自挽的對聯：「平生喜讀遊俠傳；到死不識綺羅香」吊客無不詫為奇談。楊夫人奇妒，楊士驤生平僅納一妾，而且是楊太太陪嫁的丫頭，亦竟不容。楊士驤一談起來神情抑鬱，道是自作挽聯，就是靈前所掛的這一副。有人以為堂堂封疆，作此不莊之語，殊屬「不成事體」，楊士琦卻有辯解，說是「如兄之志」。

　　楊士驤一死，直督出缺，上諭調兩江總督端方繼任，頗令人困惑，因為就在幾天以前，禦史胡思敬參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兩廣總督張人駿查複，不想反倒調為疆臣首領的直督！

　　這一來自然有一番大調動，張人駿調兩江；袁樹勳終於升官，補了張人駿空下來的缺；山東巡撫則由慶王奕劻的兒女親家孫寶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暫為署理，但因直隸內部的情勢甚為嚴重，除了李德順一案外，前兩任還有絕大的虧空。袁世凱離任時虧空公款六七百萬，要求楊士驤彌補，為保他由東撫調升的主要條件之一。無奈楊士驤無此手段，兼以資望不足，京中大老一個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書來求差的，無不應酬，以致冗員充斥。加以迎來送往，應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為袁世凱補漏，反倒又虧了三四百萬下去，總計不下千萬之多，非派大員，無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辭出京時，攝政王載灃即以查辦李德順及清查袁、楊虧空兩事，定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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