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高陽　>　慈禧全傳　|　上頁　下頁
七一四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內幕，頗得實情。」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聼塗説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著，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號『長素』，爭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確不可及。」嚴修問：「『退化』何說？」

　　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著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危險，也不必去勤他。」

　　接著胡衍鴻又說：「保皇卻不然，不必興兵動眾，只須集些錢財，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裡，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康有為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卻比起勤王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

　　談到這裡，袁世凱停了下來，啜口茶閑閑地問楊度：「晢子，你在東京見過『康聖人』所奉的『衣帶詔』沒有？」

　　「多少人想見都見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詔！」楊度答說：「康門高弟，亦頗不以此舉為然。」

　　「康門高弟」自是指梁啟超。袁世凱不知道楊度所說的「此舉」，包括康有為借「衣帶詔」斂財在內，只以為楊度是替梁啟超辯白，不以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為然。這一來，話就有點接不下去了。

　　到這時，賓主三人才覺得輪聲震耳，不由得都轉眼外望，風卷黃沙，昏蒙蕭瑟，令人有一種鬱悶難舒的感覺，不如不看。

　　於是不約而同地收攏了視線，仍舊由袁世凱接著楊度的話說：「康有為這『五個退化』之中，變法一說，倒是無意中搔著了癢處，連張南皮在內，都忍不住動心。翁師傅器量狹一點，不過想致君於堯舜之忱的忠愛之心，是萬無可疑的，大概他對康有為的論調，也覺得不失為救時的良策。不過，翁張兩公，都是讀通了書而不免天真的人，以為王安石的變法不錯，錯在用非其人，鑒往如今，康有為之言可用，康有為其人不可用！所以，說翁張兩公曾薦過康有為，是康梁一黨造作出來，自抬身價的活，其實是不會有的事。不過，既賞其言，不免要談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會瞭解『師傅』的苦心，貿然傳旨召見康有為，翁師傅總不能說，康某心術不正，不宜召見。只好支吾其詞，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對師傅有了意見。否則，以大行對翁師傅之親密，當時只要出死力爭一爭，孝欽顯皇后難道就不念兩朝帝師的舊情？」

　　嚴修一面聽，一面不斷點頭，聽完說道：「宮保此論，精闢之至。說翁師傅曾舉薦康有為，我亦不信。翁師傅很想有魄力，實無魄力，就算真的賞識康有為，亦沒有膽量去薦他。」

　　「再說，」楊度接口：「翁師傅豈不知康有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師傅頭上。此人名心甚熾，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帶詔』行騙就可知道。」袁世凱緊接著說：「不但衣帶詔無其事，就是所謂『兩奉密詔』亦不盡不實，第一道朱諭是給四京卿的，與康有為無干。而且到底有沒有這道朱諭，亦是疑問。」

　　談到這裡，是個叩問戊戌政變的好時機，楊度不肯錯過機會，且趁勢問道：「怎麼，不是說譚複生去訪官保時，曾經出示朱諭嗎？」

　　「不是！」袁世凱想了一下說：「這一重公案，我受謗已久，不妨談一談當時的真相。」

　　據袁世凱說，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進京後，八月初一召見，即有上諭以侍郎候補，專責練兵。八月初三晚上，譚嗣同訪袁世凱於海澱旅寓，要求他殺榮祿並派兵包圍頤和園。出示的朱諭，乃是墨筆所書，大意是說：「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等另議良法。」

　　於是袁世凱表示，既非朱諭，亦無圍頤和園、殺榮祿之說。譚嗣同說：「朱諭在林旭手中，此為楊銳所過錄。」袁世凱認為變法宜順輿情，末可操切。而譚嗣同則頗為激動，以為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須殺盡老朽，方可辦事。當夜無結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見，袁世凱陳奏，變法尤在得人，須老成持重者襄贊主持，並曾推薦張之洞，皇帝頗為動容。

　　「兩位請想：康有為叫譚嗣同來勸我造反，而且這樣子造反，決無成功的可能，只會害死皇上，我能聽他的嗎？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榮文忠密談，榮文忠從座位上站起來說，『我已奉懿旨進京，這個位子就歸你了。』原來楊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經跟榮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經讓康有為害了，無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渾水，真是從何說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跡，我說，『今日之事，皇上的處境很危險。如果皇上有什麼，我難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榮文忠拍拍胸說，『皇上決計無他。其餘臣子，可就保不定了。』這幾年頗有人不諒於我，兩位請為我設身處地想一想，這件事我除了告訴榮文忠以外，還有第二個辦法沒有？」

　　照他的說法，自然無瑕疵可指摘。不過傳說當八月初五召見袁世凱時，皇上曾寫給他一道朱諭，這一點他略而不提，即成疑問。只是嚴楊兩人都不便追問下去了。

　　「我這次禍起不測，看透了炎涼世態，回到河南，很想在蘇門山中，築室歸隱。不過，世味雖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說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即如兩公的高誼，就刻骨銘心，沒齒不忘的。」

　　「言重，言重！」嚴修跟楊度不約而同地說。

　　「還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為報。自兩宮升遐以來，不過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經傷透心了！我真擔心，不知此別還能重見與否？」說著，袁世凱的眼圈發紅，真的動了生死離別的哀感。

　　楊度卻很注意他「傷透了心」這句話，便即問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擠？」

　　「排擠雖不見得，但其言不用，而且處處走絕路的樣子，南皮如何不傷心？」袁世凱探手入懷，取出一張紙攤開來，放在桌上，「兩位看，有詩為證。」

　　詩是一首七絕，題目叫做《讀宋史》。「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驚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第三句四個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

　　「好詩！」楊度讚歎著：「由宋太祖貫穿到祥興帝，還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絕更是唯我獨尊。」

　　嚴修卻不作聲端然肅坐，面色凝重異常，張之洞已經預見到大清朝的氣數將終，嚴修的感覺中，不由得浮起亡國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陸，皆為南人，辛苦追隨，所為何來？」楊度又發議論：「若謂借他人杯酒，澆自家塊壘，南皮牢騷滿腹，固是就詩論詩的看法，然而與其謂之為牢騷，倒不如說他有深憂，唯恐為文陸。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無奈處今之勢，大清朝欲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窮，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陸秀夫，而實為南皮所萬不甘心者！」

　　袁世凱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採石磯大破金兵，卻不知虞允文出將入相二十年，又曾持節開府，置「翹材館」延四方賢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與張之洞志趣相類。

　　嚴修當然深知，覺得楊度說張之洞不甘為文陸，想做虞允文，頗能道著張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點頭：「晢子此論極精！」

　　楊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著嚴修問道：「範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淵，何以自處？」

　　雖是假設，嚴修卻很認真，面容莊肅地想了一會答說：「我自知弗能為文陸。能如王伯厚于願足矣！」

　　因為這是「言志」，袁世凱當然也很注意，便即問道：「王伯厚何許人也？」

　　「就是做《困學紀聞》的王應麟。」楊度答說。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問應麟的意見，應麟看了卷子說，『此卷古誼如高抬貴手，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及至拆彌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應麟當禮部尚書，上疏不報，辭官回鄉，很著了些書。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時候。」

　　明瞭了王應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嚴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節的忠臣，但也不會出山做官，歸隱故里，著述為業。以嚴修的學行看，能如王應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