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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七

　　類此的奏請，除了報紙刊載以外，朝廷照例「不報」，卻抄發了奉派赴國外考察憲政，甫自德國、日本歸來的禮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摺。於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專司章奏，文字為海內傳誦，所以即使對憲政沒有興趣的朝士，也要仔細讀一讀。

　　他的奏摺中劈頭就說：「臣愚以為憲法自在中國，不需求之外洋。」只看這句話，對熱中立憲的人，便是兜頭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靜氣，細究其故的魔力：「近來訪察群情，詳加研究，編考東西之歷史，深知中外之異詞。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實振古未聞之事，乃為近日新說所宗。臣曆取各國憲法條文，逐處參較，有其法己為中國所已有而不須申明者，有其事為中國所本無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誕可笑者，有此國所拒而彼國所許者，有前日所是而後日所非，固緣時勢為遷移，亦因政教之歧異。」

　　話雖如此，於式枚認為比較可取的是日本憲法。「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自為義解，頗具深心。」以下引敘上海報上刊佈的一篇題為《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的文章，攻擊「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經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以摧專制之鋒」的論調，他說：「各國立憲，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夫國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權；歸之所歸，則利之所在，定於一則無非分之想，散於眾則有競進之心，其名至為公平，其勢最為危險！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

　　接著撮敘法國大革命及日本立憲的結果，從而議論：「蓋法國則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不知適促其亂。日本則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須屢緩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勢，情勢所迫，不得不然。至於我國臣民，本來無此思想，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怨毒之積，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體輿情，俯從廷議，特允非常之舉，寬為莫大之恩！迭降諭旨，既極周詳，分定年期，尤為明盡，應如何感頌奮勉，以待推行，豈容欲速等於索償，求治同於論價？」

　　至此筆鋒一轉，以輕蔑的語氣，大罵主張立憲的記者、教員：「況今之言之憲，請國會者，實為利而不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報館、學堂，不農不工不商，但可強名為士，未嘗任納稅當兵之責，乃欲幹外交內治之權！至敢言『監督朝廷』，又或雲『推倒政府』，讀詔書則妄加箋注，見律令則曲肆譏彈，胥動浮言，幾同亂黨！」因此，於式枚認為：「觀於法國之事，則知發端甚巨，固禍變之宜防。」但亦不否認：「又觀於日本之事，則知變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從而警告：「惟須亟籌補救之策，乃不至成潰決之虞。」至於補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圖富強，廣興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無從為煽惑之計。至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隨時勸導，遇事彈壓，庶不至別滋事端。」最後歸結到憲法，主張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謂『組織許可權，由朕親裁』；德相所謂『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將來的憲法，必當出於欽定，而不可由國會厘訂。」至於制憲的程式，該等到「將來各處奏報到齊，必須慎擇賢才，詳加編訂，於西法不必刻劃求似，但期於中正無弊，切實可行。」

　　如此立論，在守舊派，尤其是攬權日甚的少年親貴，自然擊節稱賞，一般人看來，覺得除掉「頌聖」不免肉麻，批評敢言的記者、教員，持論過苛以外，由於他承認立憲的要求，為「人情所恒有」，所以並未起多大的反感。至於對宦海升沉特感興趣的人，則著眼于「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這句話，認為是針對兩江總督端方而發，東南督撫，或者會有調動。

　　這篇文章只引起批評，並未引起風波，但傳到海外，保皇黨紛紛大嘩。於是到了六月裡，軍機處接到一個怪電報。

　　這個電報發自南洋，是個電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陳景仁」，自道是政聞社社員，電文中將于式枚狗血噴頭地痛駡了一頓，請朝廷「革於式枚之職，以謝天下。」

　　「荒唐，荒唐！」張之洞看完這通電報，大搖其頭：「時逢末世，什麼怪事都有！各位看，該當作何處置？」

　　「革職不就完了！」世續答說「主事無專折奏事之權，光這越分言事，就可惡之極！」

　　「且慢！」袁世凱另有看法，「陳景仁所恃者政聞社，政聞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倡狂？」

　　此言一出，滿座默然。最後是慶王奕劻開了口：「不必多問了！我看，只拿政聞社請限期立憲，跟這姓陳的並作一案，發一道上諭。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聞社跟肅親王善耆有關係，所以奕劻主張「不必多問」。不過陳景仁究系何許人？何以會在南洋？張之洞認為應該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縉紳』來看看？」

　　世續這句話提醒了大家。隨即取來琉璃廠榮祿齋印刷的，光緒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縉紳錄，遍查法部官員，就找不到一個名叫陳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開玩笑的？」張之洞說「如本無其人，則煌煌上諭，無的放矢，那可不成事體了！」

　　「冒名是不會的。」世續又說「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來，必得到吏部才有著落。」

　　這一來，袁世凱也想到了，「或者是個捐班主事，」他說：「從未到過法部。」

　　他的猜測不錯，吏部司官查複，陳景仁是捐班主事，本來分發刑部，一改新官制，便變成了法部主事，聽說此人是南洋的一個富商。

　　只要有這個人就好辦了。由張之洞口授大意，軍機章京擬好一個旨稿，呈堂傳閱。袁世凱看上面寫的是：「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於式枚以謝天下等語，朝廷預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為必辦之事。但應行討論預備各務，頭緒紛繁，需時若干，朝廷自須詳慎斟酌，權衡至當。應定年限，該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請？于式枚為卿貳大員，又豈該主事等所得擅行請革，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等身為職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侜張為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陳景仁，著即行革職，以肅官常。」

　　「我想改一兩句。」袁世凱提筆勾抹添寫了兩句，再送張之洞看。

　　一看，「以肅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兩句：「由所在地方官查傳管束，以示薄懲。」張之洞便即問道：「陳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傳管束？」

　　「這加個伏筆。」袁世凱說：「此人倘敢潛回內地，就可以責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張之洞不免自慚，當了三十年的督撫，連公事上這個小小的竅門都還不識，豈非荒唐？

　　※　※　※

　　這道上諭，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報，都用大標題登了出來，政聞社社員大嘩，紛紛寫信給梁啟超，或者政聞社的總務員，年高七十，精通六國文字的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為「侜張為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的話頭嚇倒，怕惹來大禍；有的是覺得「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話太難聽了，不願同流合污；有的認為陳景仁太霸道，既然講言論自由，有話大家好說，何致于於式枚說錯了話，便該革職？

　　就在這政聞社社員紛紛要求退會或解散團體之時，「預備立憲公會」所策動的各省國會請願代表，已陸續到京，八大胡同與戲園飯館平添了無數打著藍青官話，滿口新名詞的陌生面孔。有時因言語隔閡，習俗不同，惹起糾紛，「地面上」的官人，總是善言排解，此由於民政部尚書肅王善耆曾經迭有「堂諭」，對這些代表，務必妥為保護之故。

　　袁世凱對肅王的態度頗為不滿，不過他一向不願得罪親貴，所以隱忍未言。但對政聞社卻耿耿於懷，隱憂莫釋，因為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政聞社以擁肅、離慶、拉張、倒袁為宗旨，尤其離間他與慶王奕劻的關係這一點，更難忽視，日夕伺機，想一舉消滅政聞社。

　　機會終於來了！就在杜鐘駿到京請脈的那時候，由美國三藩市來了一通電報，是「中華帝國憲政會總長康有為，副長梁啟超暨海外二百埠僑民」所上的請願書，列陳「十二大請願」，可歸納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點。

　　第一點「立開國會以實行憲政」，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見慣，不以為忤。盡裁閹宦，遷都江南，及改國號大清帝國為中華帝國，則無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將原電交了下來，命軍機處會同政務處及憲政編查館會議具奏。

　　袁世凱成竹在胸，但須先有一番佈置，特地去看慶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談。

　　「王爺，」他神色凜然地說「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陳。王爺知道不知道肅王結交了一些什麼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說：「此人向來不講邊幅，瘋瘋癲癲的，不必理他！」

　　「不然！瘋子會闖大禍！」袁世凱又問：「王爺可知道，所謂『中華帝國憲政會』，就是保皇黨的改名？」

　　「知道。」

　　「康有為有個弟子叫湯覺頓，在京已經多時，王爺可知道？」

　　「不知道，連湯什麼頓這個名字我都沒有聽說過。」

　　「那就無怪乎王爺不知道了！這湯覺頓便是奉了康梁之命，專門來跟肅王聯絡的，他們經常見面。」袁世凱說到這裡突然頓住，而臉上是極痛苦的表情。

　　這使得奕劻既驚且疑，「慰庭，」他問，「你有什麼難出口的話。」

　　「我有句話，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說出口來，就要有個歸宿。否則，王爺怕亦擔了很大的責任。

　　奕劻駭然，「何出此言？」他將心定了下來，沉著地說：「慰庭，你不妨說給我聽，如果我該負責任，我一定負。」

　　袁世凱點點頭，壓低了聲音說：「保皇黨的首腦，從前是康有為，現在是肅王！朝廷嚴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肅王為魁首。王爺，請問這該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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