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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七

　　「是的。不過如今北洋，不比當年的北洋，當年北洋有『海軍衙門』……」

　　「這倒不要緊！」奕劻打斷他的話說：「如今一樣可以設練兵處。」

　　「王爺說得是。」袁世凱略停一下說：「我的意思，就設練兵處，也別管籌餉，庶幾遠避嫌疑，名正言順。」

　　奕劻想了一下，點點頭說：「你的意思我懂了。籌餉仍舊是戶部的事，這樣子，挪在西苑的經費，北洋可以不擔任何責任了。是這話不是？」

　　「什麼事都瞞不過王爺。」袁世凱陪著笑恭維。

　　「你的想法不錯，不過不容易辦。」奕劻微皺著眉，「鹿滋軒越來越剛愎自用了，崇受之說不動他。」

　　「換個能說得動他的人就是了。」袁世凱很輕鬆地說：「不有個現成的那琴軒在那裡嗎！」

　　於是，不到三天，戶部尚書崇禮由協辦大學士升為大學士，遺缺由那桐坐升。重修西苑的工程，亦就自此為始，漸有眉目了。

　　※　※　※

　　「老佛爺的意思，儀鸞殿不必再修，就修好了，老佛爺也不能再住。為什麼呢？瓦德西住過，何況，」那桐放低了聲音說：「都說賽金花在儀鸞殿伺候過瓦德西。這麼個窩囊地方，能作太后的寢宮嗎？」

　　「那麼，」奕劻問說：「不修儀鸞殿，要幹什麼呢？」

　　「老佛爺想修一座佛閣子，名字都有了，就叫佛照樓，圖樣也有了，是洋樓。」

　　「佛閣子修成洋樓？」

　　「不但修成洋樓，還要安上電燈。」

　　「越出越奇了！」奕劻笑道，「菩薩也時髦了！閑白兒收起，先看看圖樣，問問工價。」

　　「工價？」那桐答說，「最少也得五百萬。」

　　接下來就要談錢了。回鑾之後，百廢皆舉，又行新政，在在要錢，因此，籌畫財政是朝廷格外重視的第一大事，特派奕劻、瞿鴻璣會同戶部辦理。一年多以來，清查屯田，整頓浮收，改鑄銀元，開辦煙、酒、印花稅等等，可開之源幾乎都想到了，但成效不彰，奕劻不明其中的道理何在？「這個道理還不容易明白？『人不為己』……，」那桐將那粗魯俗語的下半句「男盜女娼」咽了回去，略停一下說道：「各省還是積習不改，只顧自己，不顧朝廷。照我看，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照庚子年春天，派剛子良到各省去清查坐催的辦法，派人下去，一省一省調帳出來看，凡是截留的、虧空的、應收未收的，一概把它擠出來。」

　　「不好！不好！」奕劻大搖其頭，「那樣一來把各省的地方官都得罪完了，以後不好辦事。」

　　「那麼，用第二個辦法，攤派！」

　　奕劻想了一會，點點頭說：「這個辦法可以，反正朝廷要這麼多錢，缺分的好壞，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誰也沒話說。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談一談。」

　　瞿鴻璣頗不以為然。他認為整頓財政，重在創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創，必然速效難期，行之既久，成效漸彰，才是一勞永逸之計。不然，何以謂之整頓？那桐聽他這麼振振有詞地說出道理來，無以相難，只得把攤派的辦法擱下下來。

　　一擱擱到秋天，袁世凱著急了，因為簡練新兵的計畫，自袁世凱的得力部下段祺瑞、馮國璋從日本參觀大操回來，加緊擬定，業已粲然大備，決定在京師設立練兵處，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掛名，而袁世凱以會辦大臣負其全責。以下有幫辦大臣，提調襄助，下設軍政、軍學、軍令三司，司下設科，科設監督。第一期練兩鎮兵，左鎮保定，右鎮小站，每鎮一萬兩千人。另挑滿洲、蒙古、漢軍二十四旗的閒散兵員六千人，編練一支「京旗軍」。至於各省則設督練公所，以督撫為督辦，下設兵備、教練、參謀三處，練兵多寡，量力而為。

　　各省練兵，袁世凱可以不管，左右兩鎮新兵，則已委出舊部，著手在招募了。有兵無餉，譁然生變，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凱特派直隸藩司楊士驤進京公幹，其實是專為去見奕劻，催詢籌餉的切實辦法。

　　就在這時候，外務部與戶部的堂官有了變動。王文韶以大學士管理戶部，開去外務部會辦大臣的差使，調那桐為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達因為外務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關稅及華洋借款，以及出使經費等等，無論開源節流，都與籌餉有重要關係。另一位會辦大臣兼尚書就是瞿鴻璣，每天在軍機處，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調外務部，是為了「當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務部，卻仍能管到戶部的事，這也是奕劻與那桐想出來的辦法，在戶部特設「財政處」，命「外務部尚書那桐，會同慶親王奕劻、瞿鴻璣辦理戶部財政處事務」。這一來管理戶部的大學士王支韶，滿漢兩尚書榮慶、鹿傳霖的權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這繼那桐遺缺的榮慶，是蒙古正黃旗人，翰林出身，十來年工夫，爬到了內閣學士，翰林開坊，熬到這個職位，就快要出頭了，內轉當侍郎，外放做巡撫，入于庶境。但補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學士卻不易遷轉。所以等了三年，內轉為「大九卿」末座的鴻臚寺正卿，再轉通政副使，外放山東學政，內調大理寺正卿，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做到倉場侍郎，還是署理。

　　倉場侍郎駐通州，專管天瘐正供的京倉，是個肥缺。榮慶的操守不壞，而且頗能除弊興利，因此，以和議成後會辦善後事宜，及充任政務處提調的勞績，調升為刑部尚書兼充管理大臣。

　　興學育才為新政要目之一，而舉國普設新式學堂，籌措經費，猶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訂學制。張百熙自受命為管學大臣以後，傾全力於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張，而守舊派不僅大為不滿，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夾雜著旗漢之爭，以致新式學製備受攻擊。榮慶得以脫穎而出，為了他是旗人，又是進士，而賦性保守，正好用來抵制張百熙。

　　結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無成。正好張之洞奉召入覲，他作過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名為《勸學篇》，本意是戊戌政變之時，為了自辯其非新黨，寫這篇文章表明「中學為體」，不悖歷來聖賢的遺訓。而結果卻是獲致了不虞之譽，都道新式學堂以兩湖為最盛，全是張之洞的功勞，如今擬訂學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張之洞入覲之後，一直未回原省，奉旨「會商學務」，而實際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張之洞有種很特別的脾氣，「凡所建設，必開風氣之先，而凡所主張，必與時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諍諫，輿論之挽達，則持之益堅。」所以正當舉國競談時務之際，他對學制的擬訂，卻偏於保守，與張百熙不協，而與榮慶恰為同道。

　　這就意味著張百熙落了下風，榮慶是成功了。為了酬庸起見，調任榮慶為刑部尚書，再轉戶部，頂了那桐的缺。但他這個戶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張，是奕劻、瞿鴻璣、那桐行使會辦戶部財政處的職掌，逕自議定上奏，並無榮慶置喙的餘地。

　　因為如此，楊士驤進京，催問餉源，不找榮慶，只找那桐幾經磋商，有了差強人意的結果。

　　「攤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斷然決然地說：「不管瞿子玖怎麼說，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過就行。」

　　於是，定了兩項攤派的辦法，奏請核定，頒發上諭。

　　一道是攤派煙酒稅，「說是百廢之興，端資經費，現值帑藏大絀，理財籌款，尤為救時急務。前經戶部通行各省，整頓煙酒稅，以濟需要，乃報解之無多，實由稽征之不力。據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直隸抽收煙酒兩稅，計歲入銀八十余萬兩。以直隸凋蔽之區，猶能集此鉅款，足見該督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殊堪嘉尚。即著抄錄直隸現辦章程諮送各省，責成該將軍督撫一體仿行，並量其省分之繁簡，派定稅款之多寡，直隸一省，即照現收之數，每年仍派八十萬兩；奉天省每年應派八十萬兩；江蘇、廣東、四川各省，每年應派五十萬兩；山西省每年應派四十萬兩；江西、山東、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應派三十萬兩；河南、安徽、湖南、廣西、雲南各省，每年應派十萬兩；甘肅、新疆各省，每年應派六萬兩；通計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稅額共六百四十萬兩。」

　　再有一道上諭，是整頓浮收及契稅，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話開頭：「現在國步艱虞，百廢待舉，而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如不設法經營，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後患何堪設想？查近年來銀價低落，各省不甚懸殊，其向以製錢折征丁漕，各省縣浮收甚多，而應徵之房田稅契，報解者什不及一。各州縣身擁厚資，坐視國家獨受其難，稍具天良，當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撫每以保全優缺優差為調劑地步，不肯實力清厘，而不知國勢阽危，大小臣工，豈能常享安樂？該督撫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見好屬吏，至負朝廷？著自光緒三十年始，責成各督撫，將該屬優缺優差浮收款目，徹底確查，酌量歸公，並將房田稅契，切實整頓，歲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額數，源源報解。除新疆、甘肅、貴州及東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籌解外，江蘇、廣東兩省，每年應各派三十五萬兩；直隸、四川兩省，每年各派三十萬兩；山東每年二十五萬兩；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萬兩；安徽省每年十五萬兩；山西、陝西、雲南、廣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萬兩，以上計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萬兩。」

　　兩項共九百六十萬兩銀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萬，以初步練兵的額數，及修理西苑的公費來說，勉可夠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糧，袁世凱放心了。

　　於是奕劻以練兵處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請簡派該處的差使。會辦大臣袁世凱、幫辦大臣鐵良——滿洲鑲白旗籍，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如今應由奕劻請簡的差使，一共四個：提調、軍政司、軍令司、軍學司。

　　提調尤之乎坐辦，是常川駐在，綜括庶務的一個緊要人物，派的徐世昌。此人與陳夔龍會試同年，點了翰林，從未放過考官，是個極黑的黑翰林，因而才會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去做他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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