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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九

　　思量到此，決意不受這個「會辦」之名。擬好電報稿子，拿去跟曾國荃商量，卻很受了一頓奚落，指他獨善其身。這倒是誅心之論，陳寶琛無話可答，當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舊將電奏發了出去。

　　軍機處寄發的「電旨」，很快地到了，陳寶琛受了一頓申斥，措詞相當嚴厲，電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嚴譴。陳寶琛無法，只好跟著曾國荃到上海。

　　其實曾國荃也辭過一次，不過他幕府中有老於吏事的高手，顧慮到會碰釘子，不敢正面請辭，假作尚未奉到電旨，先陳所見：「疆臣戰將，不敢與聞和議」。軍機處接到電報，自然詫異，電信瞬息即達，又是密旨，電報局何敢怠忽？細細參究，方才悟出曾國荃的妙用。當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樣，將計就計回了一個複電，認為他是未奉電旨以前方有此電奏，如今已經將派曾國荃在上海議和一事，通知法國，倘不趕緊赴會，就是失信。如果說疆臣戰將，不應議和，那麼李鴻章難道不是疆臣？最後又特別慰撫，說如「所議無成，即回江寧佈置，並非以辦事棘手之局，責該督以必行。」

　　話雖如此，曾國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議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賠償兵費，如果在這一層上不能讓步，議亦無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這時候，李鴻章函電交馳，先作了交代，聲明三點：第一、北圻撤兵之事，遲延有因，依照萬國公法，不算背約；第二、福祿諾臨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當時已加駁斥，既無公文照會，何足為據；第三、諒山的衝突，法國指華軍先埋伏動手，不足聽信，實際上是法軍先開第一槍。

　　此外又有一個很要緊的電報，正就是曾國荃所亟亟乎想瞭解的一件事，李鴻章表示，法國如果提出賠償兵費的要求，數十萬兩銀子，可以允許。又說：「各國公論，萬不足恃」。這因為新派在總理衙門行走，頗為掌權的張蔭桓，正在托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建議華府，調停中法爭端，主張將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訂的天津簡約，交付各國公斷。李鴻章怕曾國荃對此寄予深望，因而觀望，所以特為提醒一句。

　　就在曾國荃檢點行裝，準備專程赴會之際，北京方面仍在繼續交涉。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給了總理衙門一個照會，聲明上海會議必須先允許賠償，方能開議細約，法國在華的海陸軍，暫以西曆八月一號為期，按兵不動。這是變相的另一通最後通牒，只是將限期放寬了五天而已。同時法國非正式表示的態度，亦很強硬。據報紙記載，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見，法國軍艦不但會攻擊福州及基隆，同時亦會攻擊招商局的輪船。這個消息在他人並不注意，在李鴻章及他左右的少數人，卻是入耳驚心，寢食難安。

　　招商局是李鴻章假公濟私的利藪。先以「各省在滬殷商，或自置輪船，行駛各埠；或挾資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國自立招商局，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官局，似足順商情而強國體」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試辦」。而這年浙江漕米北運，海舶不足，由李鴻章策動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昴建議，即由未來的招商局承運浙漕二十萬石，酬庸的條件是由朱其昴籌辦招商局事宜。

　　設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管轄，卻由北洋大臣遙制。李鴻章當然也知道此舉攬權過甚，遇到稍微厲害些的兩江督撫，一定會據理而爭。所以試辦之初，特為聲明：「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將招商局的性質確定為商辦，就當然可以拒絕任何衙門的干預。

　　但是招商局名為商辦，其實是官辦，戶部雖只借出製錢二十萬串，合銀六萬兩，而東南各省藩庫、海關，由於李鴻章的力量，都有「閑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極薄，在七八厘之間。至於營運收入，光是漕米一項，每一石發水腳銀五錢三分一厘，一年以運漕六十萬石計，就可以坐收三十萬銀子，真正是包賺不虧的無本生意。

　　為了招商局的籌辦，由浙漕海運，沙船不敷應用而來，所以不得不籠絡掌管浙江海運已有十餘年的朱其昴，而李鴻章所信任的，卻是常州的一個秀才，捐班州縣分發到直隸的盛宣懷。盛宣懷又聯絡廣東一個商人唐廷樞來對抗朱其昴，李鴻章聽從盛宣懷的策劃，先奏請以唐廷樞為總辦，朱其昴為會辦，之後加委盛宣懷和徐潤為會辦，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詔創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內。招商局合計一總辦、四會辦，而實權都握在盛宣懷手中，間接也就是握在李鴻章手中。

　　由於招商局在營運上享有特權，所以一開辦生意就好，但亦是一開辦弊端就生，開支浮濫，冗員極多，帳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為商辦，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鴻章擋在面面，告到京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是李鴻章的同年沈桂芬當權，也是「內外相維」，全力彌縫，怎麼樣也不能將招商局的那筆爛帳掀開來，更不用說想掘盛宣懷的根。

　　不過兩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設了十九個分局，有十艘輪船跑南北洋航線，南起香港，北至牛莊，營業鼎盛。這一來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聯合起來排擠招商局，壓低運值，爭攬客貨。招商局為謀對抗，必須增加資本，擴大規模，正好美商旗昌銀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設計收買旗昌銀行，談判成功，收買旗昌洋行的輪船，作價二百萬兩，碼頭、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由李鴻章奏准，兩江撥借五十萬兩，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撥借五十萬兩。在這筆交易中，盛宣懷很發了一筆財，照例的回扣以外，還「戴了帽子」。而從旗昌買來的船，計有江輪九艘、海輪七艘、小輪四艘、躉船六艘，數目雖不少，性能卻不見得好，成了招商局一個極重的包袱，每個月須虧負五六萬銀子之多。

　　這是光緒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個禦史上奏，指責招商局「置船過多，載貨之資，不敷經費，用人太濫，耗費日增。」

　　董儁翰的奏摺中又說：「招商局各輪船每屆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寅故舊，紛紛薦人，平時亦複絡繹不絕。至所薦之人，無非純為圖謀薪水起見，求能諳練辦公者，十不獲一，甚至官員中亦有掛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這是承漕運的遺習，照例用來「調劑」候補州縣的辦法，無足為奇，只不過從無「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掛名應差」。這所謂「隔省」就是指直隸而言。

　　這個奏摺，措詞不算峻厲，但按常規，理應查辦，卻由於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盤籌畫，認真整頓。這反倒給了李鴻章一個機會，明裡張大其詞，說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價傾軋」，暗中承認購自旗昌洋行的輪船「年久朽敝」，而整頓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過「商股」將及三倍的一百九十萬銀子，「緩息三年」，到光緒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繳還三十八萬兩。換句話說，是公家免息借出鉅款，供盛宣懷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時還有一個附片：「請旨敕下江蘇、浙江督撫，漕米須分四五成撥給招商局輪船承運，不得短少，余歸沙船裝載，以示體恤。此外江西、湖北採買漕米，仍照案歸局運津」。李鴻章說這些整頓辦法，「上不虧國、下不病商」。同時在折尾聲明，這個摺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歸北洋所管，與南洋大臣的關係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總」因禍得福，而盛宣懷則更是官運亨通，補了天津道為李鴻章籌辦電報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風風雨雨，流言始終不息，而內幕亦逐漸揭露。盛宣懷經手這筆交易，有明暗兩面的好處，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以七折收購，再由旗昌出面實足賣給招商局。明暗兩面的好處，總計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萬兩銀子，有七十多萬落入盛宣懷私囊。至於李鴻章分到多少，無可究詰，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幹股，卻是盡人皆知之事。

　　轉眼三年已過，到了該拔本的時候，招商局的「商總」又出了花樣，以積欠旗昌洋行船價六十九萬兩，不能不先行拔還，「以免外人貽笑」的理由，請李鴻章出奏，以每年所運漕米應領水腳運費抵還。這就是說，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運，應拔官帑，即無著落。此外又有一個附片，一則說：「招商局之設，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貿易規程，自行經理」；再則說：「創辦之初，奏明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三則說：「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這樣反復聲明「商辦」，就是為五年以後留餘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萬石漕米北運，水腳運費抵還官帑，則到了光緒十年，官帑還清，整個招商局就都落入「商總」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間，兩江的局面有了變化，劉坤一調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軍的系統，當然不會象沈葆楨、吳元炳那樣聽李鴻章的話。於是，湘淮兩系的利益，在東南膏腴之地發生了衝突。

　　首先發難的是王先謙，官拜國子監祭酒，也是響噹噹的清流，奏摺之中有建言、有搏擊，筆鋒所及，盛宣懷首當其衝，王先謙替他下了八個字的考語：「營謀交通，挾詐漁利。」

　　「挾詐漁利」，即指收買旗昌輪船有瞞天過海的計謀在內；「營謀」當然是指百計取悅于李鴻章，得獲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這些地方常為「交通宮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語，這例也不是無的放矢，而且王先謙本人也牽涉任內。盛宣懷走通了李蓮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謙據說用過李蓮英的錢，人言藉藉，大損清譽，然而並不影響他彈劾盛宣懷，尤其是因為其中有整頓招商局的建議，更不能不發交南北洋大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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