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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〇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說成活的，而況有公文、有合同、還有停泊在新關的貨色，自更易於措詞，居然有個長蘆鹽商，願意借錢給他，不要利息，只要將來內務府奏請獎勵時，為他加上一個名字。有此成議，李光昭有恃無恐，想好一套說法，從從容容地去見孫士達。

　　「老兄太不成話了！」孫士達一見面便開了教訓，「既稱報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貨價不給？趕快去了結！別丟人現眼了。」

　　「回大人的話，」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貨價我早已預備妥當，隨時可付。只是不能付！為什麼呢？因為木植的尺寸，與原議不符。欽命要件，不敢草率從事。我請大人照會美國領事，轉飭旗昌洋行，交出原訂的尺寸底單，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單？」孫士達也是辦洋務的，知道與洋商貿易的規矩，想了想問：「底單彼此各執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這裡。」李光昭從靴頁子裡取出一張紙，恭恭敬敬地雙手呈上。

　　「是個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為譯了出來，大人看了，才會明白。」

　　「喔！」孫士達問道，「你會洋文？」

　　「是！我能說能寫。」

　　孫士達聽他這一說，倒不敢小覷他，點點頭作了個嘉許的表示。

　　於是李光昭把握機會，要求孫士達跟美國領事提出交涉，說木料延誤已久，必須嚴飭洋商，限期照原訂底單的尺寸，趕運到京，以便解到圓明園應用。

　　孫士達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國領事署交涉，要他們轉飭旗昌洋行交出底單。押運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變故，自然不會把合同帶在身上，這一來便變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國領事署仔細研究案情，發覺貿易的主體是在法國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會受多大的損失。既然如此，犯不著為法國的利益跟中國起交涉，因而採取了一個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國領事署去申訴；一面通知孫士達，此案美方已經不管，歸法國領事處理。

　　開是法國領事狄隆，照會天津海關道，說明案情，要求「設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孫士達很幫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絕法領事的要求，而且將李光昭所送的「底單」抄了一份，隨著複照一起送達，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辦事，不象美國領事署那樣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詞強硬的照會，說是「此案本擬秉公會審，茲關道據李光昭一面之詞，胸有成見，只可另行控辦。」孫士達還在回護李光昭，據理辯駁，但總督衙門的洋務文案，知道了這件事，頗生憂慮，因為照狄隆的照會來看，是預備向總理衙門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論，為了一個商人，萬把兩銀子貨款的地方事件，搞成兩國政府之間的糾紛，這辦的是什麼洋務？

　　因此，總督衙門通知孫士達，不必打筆墨官司，約集法國領事會商，和平了結。孫士達遵照命令，帶著譯員與法國領事署的代表，面對面坐下來談判。無奈雙方各執一詞，一面說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說木料尺寸與合同所訂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時無從攤開在桌子上公評，就無論如何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了。

　　這些情形皇帝都還不知道。李鴻章雖對李光昭異常不滿，但其中關礙著「欽命」和內務府的人，能夠讓他付了價款，運木進京，是為上策，所以對孫士達回護李光昭，亦就聽他去辦，能將真相瞞得一天是一天。這樣到了七月初，終於不能再瞞了。

　　不能瞞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徑，雖還未上達天聽，卻已成了宮廷以外的一件大新聞。由此又引起修園的奏諫，除了兩江總督李宗羲明請停園工，暗勸絕微行的一疏以外，南書房翰林李文田，還為此跟寶鋆起了言語衝突。

　　李文田原來放了江西學政，三年任滿，本來要「告終養」，回廣東順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為京裡有大興土木之舉，特地入京覆命，仍舊派在南書房行走。有一天遇見寶鋆，李文田責備他不能及時匡救，寶鋆從那方面來說，都是李文田的前輩，受此指責，臉上自然掛不住，便這樣答道：「你在南書房，亦可以講話。何必責備軍機？」

　　「對！」李文田也頂了過去：「此來正是如此，無勞相勉！」

　　這樣不歡而散以後，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摺，以彗星的「天災」，說到「人害」，對內務府以及近臣太監，有極嚴厲的攻擊，引《大學》中的話，「聚斂之臣，不如盜臣」，指「左右近習與夫內務府大小臣工，皆聚斂之臣而盜臣者也」；說「皇上以天下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為之計，于皇上何益？」

　　這樣引經據典寫下來，結論自然是歸於請停園工。皇帝看了，學明神宗的辦法，既不接納，亦不加罪，將原折丟開了事。李文田卻還師法古人「焚諫草」之義，有人問到，只說「折底燒掉了」。但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知道的，由他傳了出去，頗有人見賢思齊，預備跟著上折，犯顏直諫。京中的清議，李鴻章非常注意，知道了這種情形，認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來，可為桴鼓之應，大家合力做一篇熱鬧文章，說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興致硬壓了下去。

　　再有一個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請訓出京時，皇帝面諭，轉知李鴻章將李光昭所報效的木植，趕緊啟運進京。當初奉旨驗收，因為李光昭未付貨價，驗無從驗，收無從收，成為懸案，此時奉旨催促，如果再無一個了結，如何說得過去？

　　因此，李鴻章便囑咐文案，辦了一個相當詳細的奏摺，將李光昭與洋商的糾紛，及與美、法領事署交涉的經過，撮要敘明，加上這麼一段議論：「李光昭在內務府呈稱，購運洋木報效值銀三十萬兩，木價即浮開太多，銀兩亦分毫未付，所謂報效者何在？」

　　※　※　※

　　就這麼一句一針見血的指責，惹得皇帝震怒，召見春佑開缺以後，已升為內務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貴寶，拍案痛斥。同時下了兩道上諭，一道諭內閣，是「明發上諭」，說李光昭「膽大妄為，欺罔朝廷，不法已極，著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著即註銷。」

　　另外一道諭軍機大臣的，是轉發李鴻章的「廷寄」，因為原奏中說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慎」，雖是輕描淡寫的話，卻看得出來大有文章，拿什麼人來「招搖」？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這于朝廷體面，更有關係，因而以近乎頒發密旨的手續，「著李鴻章確切根究，按律嚴辦，不得稍涉輕縱。」

　　但就是前一道「明發上諭」，已經貽笑大方，只是議論不一，有的說，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綻百出，形同兒戲的「報效」，居然亦會相信。於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傷害的「天威」，益發大損。有的則責備軍機大臣，象這樣的案子，竟任令其演變至今，幾乎引起涉外糾紛，不知袞袞諸公，所司何事？當然，這些譏評，都是出以異常沉痛的心情，認為長此以往，十幾年艱難力戰，費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換來的平洪楊、平撚、平回亂三大武功，都要毀在當今皇帝手裡了。

　　於是醇王第一個忍不住，先徵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見。御前大臣一共五個，都是頂兒尖兒的親貴重臣，帶班的是惇王，接下來的是醇王、伯彥訥謨詁、景壽和郡王銜的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動地說：「咱們可不能不說話了。照這樣子，咱們將來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難！」惇王大搖頭道，「說得輕了，不管用；說得重了，又怕皇上掛不住。」

　　「良藥苦口利於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彥訥謨詁和景壽問：「你們倆怎麼說？」

　　這兩個人的性情不同，一個沉默寡言，向來喜怒不形於顏色，一個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斷繞屋徘徊，一靜一動，大異其趣，而此時卻是不愛說話的六額駙景壽開了口。

　　「咱們得跟六爺談一談吧？」他說，「最好再連師傅們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對！」惇王表示贊成，「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學好，先不必驚動外人，自己家裡管事的、帳房、教書匠先合起來勸一勸，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這兒了，不能不給一個面子。」

　　話雖俚俗，譬喻卻也還適當，醇王點頭同意。當時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慮地答應了，於是把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都請了來，商定了要說的話，一共六款，推舉奕劻起草，李鴻藻潤色。

　　其時翁同龢母喪孝服已滿，由常熟回京銷假，仍舊派在弘德殿行走，連銜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廣壽去說明。他心裡就很奇怪，王慶祺正是「罪魁禍首」，而又讓他列名奏諫，不是開玩笑嗎？

　　果然，第二天變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慶祺，卻又不便單獨將他剔出，因而決定由惇王領銜，五御前、五軍機合疏。這十個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長親，所以措詞不用講婉轉，重在痛切，一開頭就坦率直言：「當此兵燹之餘，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無不仰望皇上親政，共用升平，以成中興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親大政以來，內外臣工感發興起，共相砥礪，今甫經一載有餘，漸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總由視朝太晏，工作太繁，諫諍建白未蒙討論施行，度支告匱，猶複傳用不已，以是鯁直者志氣沮喪，庸懦者屍位保榮，頹靡之風，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處之，誠恐弊不勝舉，病不勝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見聞所及，不敢緘默不言，茲將關係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臚列於後；至其中不能盡達之意，臣等詳細面陳。」

　　「面陳」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為有許多話，不便形之於筆墨，但即令如此，奏摺中已經「言人所不敢言」了。

　　「關係最重要」的話，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現，天象示警，說到「各國洋人盤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擾臺灣，海防緊要，深恐患生不測。」勸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宮中倍加修省，以弭災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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